北线通道
北线通道，自敦煌向西北折行，出玉门关，经楼兰、吐鲁番至焉耆，沿天山山脉南麓、塔里木河北岸西行，经由轮台、库车、阿克苏，最终抵达喀什。
南线通道
南线通道，自敦煌向西南折行，出阳关，沿阿尔金山山脉、昆仑山脉北麓西行，经若羌、且末、和田，抵达莎车，自莎车北上，最终抵达喀什。
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和田河，将北线通道上的阿克苏与南线通道上的和田相连通，起到南北通道之间的桥梁作用。
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示意图
东汉时期，随着西域都护府的重新设立，陆上丝绸之路得以重新开通，并将罗马帝国、贵霜帝国、帕提亚帝国和东汉帝国这四个当时亚欧大陆最为强大的帝国连接在一起。位于国内丝绸之路最西端的西域地区，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极为频繁，地理上又毗邻当时的佛教新中心贵霜帝国，故而佛教传入较早，民间普及广泛，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首站，被誉为中国佛教文化的摇篮。
佛教东传西域示意图
佛教传入西域后，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和推广下，相继成为西域诸国的主要宗教甚至国教，先后形成了于阗、龟兹、疏勒、高昌等西域佛教中心，其中以古龟兹国的佛教最为兴盛。
古龟兹国是以今新疆省库车市为中心，地处塔里木盆地北缘，北枕天山山脉，南临塔里木河，是古代丝绸之路国内段北线通道上的重镇，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极为发达，是东西方之间商贸与文明交流的枢纽，佛教尤为昌盛，佛寺林立，僧侣成群，如今境内仍留存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等众多石窟寺遗址，以及近2万平方米的佛教壁画，被誉为“第二莫高窟”，其中以克孜尔石窟为典型代表。
克孜尔石窟示意图
克孜尔石窟，又称为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省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米明屋塔格山，南临木扎特河，始凿于公元3世纪后期，现存洞窟个，壁画近平方米，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佛教大型石窟群。
克孜尔石窟艺术示意图
克孜尔石窟，源于古印度以塔为中心的的支提窟风格，在此基础上融合了本土文化特色，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龟兹式中心柱窟，即在石窟中央凿出方形柱体象征佛塔，在柱体上开龛放置佛像，使其具有了佛塔和佛像崇拜的双重功用，同时在墙面上绘制精美的佛教题材壁画，形成了由石窟建筑、石窟造像和石窟壁画等组成的佛教艺术综合体，烘托出清净、庄严的宗教氛围。僧侣们在礼拜时，穿过柱体与外墙形成的通道，向右按顺时针方向绕佛塔巡礼。
克孜尔石窟造像和壁画在艺术表现上将犍陀罗风格、萨珊波斯风格和希腊风格等多元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并创新，深刻地影响着西域诸国以及中原地区佛教石窟艺术的发展，展现了佛教向东传播过程中的轨迹与变迁，因而被誉为艺术宝库。
佛教东传之河西与陇西示意图
公元年，苻健在关中称帝，定都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前秦”。苻坚继承皇位之后，任用王猛等大臣，加强政治改革，推进经济发展，前秦国力逐渐增强，并加强了对佛教的扶植和推广，闻名于世的莫高窟便是于此时建造。
南北朝时期莫高窟示意图
莫高窟，又称为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始凿于前秦时期，僧人乐尊途经敦煌东南鸣沙山时，忽见金光闪耀，如万佛现身，于是在鸣沙山东麓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之后历经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朝等多个朝廷的修建，在长1.7公里的崖面上开凿了个洞窟，修建了4.5万平方米壁画和尊泥塑，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敦煌莫高窟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道，西行便是广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自然条件恶劣，人们为祈愿或感谢佛祖保佑旅途顺利平安，相继开凿洞窟，塑造佛像，因其岩质大多为砾石层，相对疏松，并不适合雕刻，故而以泥塑和壁画为主，早期风格深受西域、犍陀罗等影响，典型代表为早期的敦煌飞天，基本沿袭了西域式飞天的造型，在容貌、姿势、色彩和绘画技巧等方面与龟兹等西域石窟十分相似。
在先后攻灭前燕、前凉、代国之后，公元年前秦苻坚派遣大将吕光率军出征西域，攻占了龟兹，进而收复西域，基本上统一北方，次年便亲率大军南下，意图吞并东晋，一统天下。然而淝水之战大败于东晋之后，前秦元气大伤，不仅丢失了黄河以南的土地，还引发了内部的民族矛盾，原先归附的各民族纷纷举兵反叛，相继建立了后燕、西燕、后秦、西秦、北魏和后凉等13个割据政权，原本统一的北方，再次陷入四分五裂。
虽然北方各割据政权相互争斗，更迭频繁，但佛教所倡导的因果报应、消除欲念、忍耐现世将希望寄托于来世等理念，十分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因此各个政权均给予积极的扶植与推广，佛教也因此获得了持续性发展，继洛阳之后，长安和邺都相继发展成为北方佛教中心，而位于河西走廊上的姑臧则成为西部地区的佛教中心，天梯山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天梯山石窟修复前后对比示意图
天梯山石窟，又称凉州石窟，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南天梯山，始凿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高僧昙曜受命于北凉王沮渠蒙逊所主持开凿，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被认为是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源头，深刻影响着中原石窟的建筑艺术风格，被誉为“石窟鼻祖”。
麦积山石窟示意图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因山形酷似麦垛而得名，始凿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秦，现存座洞窟，1万余件造像，余平方米壁画，属于丹霞地貌，适宜开石窟但不适宜石雕，故而造像多以泥塑雕像为主，被誉为东方雕塑博物馆，中国四大石窟之一。
随着佛教在中原的广泛传播及迅速盛行，佛经的引入及翻译赶不上佛教的发展需求，为了系统地学习并传播佛学，先后涌现出众多佛教高僧或西行求法，或自立门派，或取经译经，其中以西行第一人法显，东晋的“六家七宗”以及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的鸠摩罗什为典型代表。
法显西行求法路线示意图
公元年，年逾六十的大师法显“欲令戒律流通汉地”，自后秦首府长安出发，开启了西行天竺取经之旅，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穿越塔卡拉玛干沙漠，翻过葱岭山脉，途经弗楼沙、摩羯陀国等30余国，历时逾六年，抵达佛家圣地天竺，随后游学于南天竺和狮子国，潜心学习梵文，抄写佛经，公元年，法显学成之后，搭载商船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归国，最终抵达青岛崂山，前后历时15余年，带回了大量梵本佛经，成为佛教史上西行取经求法，成功归国的第一人。
归国之后，法显带着经书来到东晋首府建康，着手翻译佛经，先后翻译出《摩柯僧祗律》等6部63卷佛学经典，对推动涅槃佛性学说的推广起到很大作用，并将出游天竺的经历编著成书取名《佛国记》，又称《历游天竺记传》，展现了西域、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等30余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风俗等方方面面，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此时的东晋首府建康，在东晋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以及众多著名佛教高僧的推广下，佛教盛行，佛寺林立，僧侣成群，成为与长安、邺都和姑臧齐名的南方佛教中心。
大乘佛教中的般若思想开始与东晋时期盛行的玄学思想相融合，即“佛玄合流”，使用本土的老庄玄学来解释外来的般若思想，获得了东晋士族的支持，客观上起到了传播与促进的作用，然而由于存在解释上的分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包含：本无家、识含家、心无家、即色家、缘会家以及幻化家共六家，其中本无家影响最大，代表人物为道安和慧远，又分为本无宗和本无异宗两宗，并称为“六家七宗”，是对佛学本土化解读的开端，从而开启了中国本土佛学的发展。
公元年，割据河西走廊的后凉国日益衰弱，被迫向后秦请降。在吞并后凉之后，后秦皇帝姚兴亲自来到凉州，将高僧鸠摩罗什迎入首府长安，以国师礼遇，从而开启了汉传佛教译经最为辉煌的时期。
汉传佛教四大译师示意图
鸠摩罗什，古西域龟兹人，出身于天竺望族，年少时便已闻名于西域，因精通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藏，被尊称为三藏法师，旅居长安后主持译经事业，历时十余年，翻译佛教经典74部，共卷，系统性地介绍了大乘佛教思想体系，被誉为中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首。
早期，佛教在中原地区接受度不高主要在于语言和思想上：首先，学习佛法需要先学习梵文，晦涩难懂的梵文便将普通大众阻挡在外；其次，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文化较为发达，有固有的逻辑和思维体系，如何将佛教这一外来的新思想融入现有体系或者借助现有体系进行推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鸠摩罗什将晦涩难懂的梵文翻译为浅显易懂并富含哲理的汉文，改传统直译为意译，不仅在佛理上把握十分准确，而且语言精练，文辞流畅，逻辑缜密，从而解决了这一束缚佛教发展壮大的根本性问题，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民间的普及，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代表作品有：
《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合称为《三论》，为三论宗的理论依据。
《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为天台宗的理论依据。
《阿弥陀经》，为净土宗的理论依据
《成实论》，为成实宗的理论依据。
《大智度论》，被称为佛教百科全书，为理解大乘佛教之重要论书，现仅有汉译本流传。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为禅宗的重要论书，也是流传最广、传诵最多的大乘佛教经典之一。
在众多僧侣们的努力下，汉译佛典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碎片化到系统化的历史过程，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后世本土宗派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丰富了汉语语言文化，扩充了汉语词汇量，一些古印度梵文词语被引入并沿用至今，如菩萨、如来、菩提、舍利、罗汉、弥勒、佛陀、神通、清净、微妙、智慧、因缘、慈悲、境界等等，对中国的文学、文化以及思想等各方面影响深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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