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敦煌与麻城人王圆箓黄冈人看世界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认为王圆箓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并就此感到伤痛。然而此文在引证资料上有很大硬伤，在描述王圆箓的时候与历史事实差距过大。另，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著名文豪胡适在演讲中提到王道士时说，王道士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最初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这里的说法与之后王道士低价卖出经卷给斯坦因可以衔接，说明王道士一开始对文物价值一无所知。

本文作者傅光明：纵观王圆箓的一生，童年与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饥饿与凄楚中度过，中年浪迹天涯，无奈在兵营偷生，晚年没有办法只好蓄发为道。虽然后来在莫高窟风云一时，但他终归只是一个小人物，他既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更无法掌握敦煌宝窟的命运。

敦煌与麻城人王圆箓

□傅光明

年8月11日下午，我因公到甘肃省敦煌市，考察了敦煌市莫高窟。一个意外的收获是，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者，是一个麻城人，叫王圆箓。发现莫高窟，使他成为一个名人。当地对王圆箓的评价好坏各半，但总的不错。市财政局的马局长对我讲，王圆箓对藏经洞的发现做出了历史贡献，经书的大量流失仍然在世界各国，成为世界文化历史遗产；王圆箓出卖经书的钱没有个人贪赃而是用做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因此，功不可没。应当说，这是客观公正的评价。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敦煌石窟群中主要代表窟群，位于今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远远望去，像是沙漠中的一座残垣。莫高窟规模宏大，树木成林。山体坐西朝东，洞窟密布于岩体上，上下错落如蜂窝。据导游介绍，莫高窟又分为南北二区，其中南区石窟，最早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等历史时期，时间跨度达一千余年。窟区全长余米。南区现存洞窟个，窟内有壁画多平方米，彩塑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石窟以彩塑为主体，四壁及窟顶均为彩绘壁画，花砖铺地，窟外有窟檐、栈道，是将石窟建筑、彩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佛教艺术遗存。

莫高窟北区石窟群崖面长约余米，保存了历代洞窟个及原编莫高窟第—窟。新编个洞窟均为小型洞窟，按其性质分为七类：僧房窟、禅窟、僧房窟附设窟等。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年莫高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一届全体会议将敦煌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或写作元录、圆禄。现在当地文献多写作王元录。大约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死于民国二十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活了八十多岁。从他后来的经历可以表明他大概出身于农家，家境也不会太好，小的时候读过几年书。王道士身材矮小，也不结实，现存的照片表明他从小就营养不良。后来他又因为天灾人祸而逃出家乡，来到西北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带。清光绪初，他进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

退伍之后，或无家可归，或想到自己的童年与逃难经历而不想回家，也没有合适的事情可做，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在当地出家为道士。师傅是一个名为盛道的当地道士，给王道士取了个道号，叫法真。出家当了道士，本该安静地过下去，可是后来他又不满足于现状，也许因为他自己习惯了流浪生活，便离开酒泉，向西来到敦煌莫高窟，时间大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王道土走进莫高窟时已近不惑之年，看到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于是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

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同时，他在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的“三层楼”对面选了一块地方盖了几间茅屋住了下来，并每天扫窟，也外出到城里乡下化缘。渐渐地，他和当地的士绅百姓熟悉了，有了交往，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与莫高窟确立了起来，因此参加了于年完工的由敦煌当地乡绅操办的莫高窟“三层楼”的重修工程。此时王道士成了敦煌的名人，以“莫高窟主持”的身份自居。

在王道土发迹之时，他广交地方绅士，地位大增，曾拥有一辆铁轱辘马车，这在当时的敦煌是绝无仅有的。这时他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道士，便用老百姓施给他的用于修缮佛窟的香火钱，建了一座在当时敦煌来说是相当气派的建筑，即莫高窟道观“三清宫”，俗称“下寺”，在佛教圣地莫高窟公而然之堂而皇之地供起了道家三尊像。

对王圆箓来说，作为莫高窟的主持完全可以就这么度过余生。但更幸运的事情发生了，藏经洞的发现，完全改变了他多难的命运，也使他成了中外历史名人。

藏经洞是怎样被发现的？至今仍众说纷纭。根据王道土墓志和《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以及张大千等人的记录，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一百年前，莫高窟“三层楼”“七佛堂”下今16窟甬道中，细沙堆积，差不多壅到了窟顶；那些积沙是由风力吹入石窟，多年日积月累而成的。主持王道士于是雇了几个民工清除积沙，清除得所剩不多时，突然听到了响声，入口附近的壁面裂开了一道缝。原来，积沙被清除，窟壁突然失去了积沙的支撑，从墙体上剥落了。王道士敲了敲那面窟壁，发出了空洞的声音。王道士和一个姓杨的伙计拆除了这败墙，里面露出了土坯垒砌的小门，眼前呈现一个黑黝黝的复洞，洞里堆满各种写本、印本或拓本书，还有大量经卷、文书、账册、帛书、绘画、织绣、铜像、法器等，总量达五万多件。

王道士雇人清沙发现藏经洞一说当属可信，也合情合理。在莫高窟16号窟甬道北壁可以明显看到一道道沙线基本上掩埋到甬道顶，因此可以想象得到积沙对甬道二壁的巨大压力，无形中会使北壁藏经洞处由于内空而产生破裂，一旦把积沙清理掉，必然会发现裂缝，甚至于发生墙壁倾斜或塌陷的情况。

年、年斯坦因和伯希和分别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了大量的藏经洞宝藏，尔后，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又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

斯坦因(-)，英国探险家。年3月12日，斯坦因到达敦煌。当时他还不知道发现藏经洞的事，因此只准备在敦煌藏经洞待两个礼拜，简单考察一下洞窟，并在敦煌补充一些食物和水，然后再去罗布泊沙漠进行考古发掘。但到敦煌不久，他从一位定居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口中知道了几年前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事，引发了他对这一发现的很大兴趣，便决定仔细考察一下。3月16日斯坦因到千佛洞。这时，王道士为了筹集修整洞窟的经费，到别处化缘去了。于是他决定等到王道士回来后再作打算。为了节省时间，他返回县城并拜见了敦煌的几位地方官员，然后又雇了一批工人，先去挖掘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获得了大批汉代简牍。

5月15日，斯坦因返回敦煌。此时正值千佛洞一年一次的盛大庙会，每天来观光游玩和烧香礼佛的人很多。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斯坦因没有轻举妄动，只在县城待了几天。到了5月21日，庙会已过，莫高窟又恢复了平静，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王道士已从外面回来了，并且用砖块代替木门，堵住了藏经洞的入口，正不安地等待着斯坦因的到来。斯坦因通过他的中文翻译蒋孝琬和王道士进行了初次接触。蒋翻译告诉王道士，斯坦因想看看这批写本，并有意用一笔捐款帮助王道士修理洞观，以此来换取一些写本。

王道土明知藩台衙门有封存遗书的命令，又害怕让老百姓知道了对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所以犹豫不决，没敢马上答应。斯坦因当然不会死心，于是在莫高窟支起帐篷，作长期停留的打算，并开始考察石窟，拍摄壁画和塑像的照片，装作对藏经洞文物不感兴趣的样子，而由蒋孝琬同王道士进行具体事宜的交涉。在最初与王道士的交涉过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进展与收获，因为此时的王道士还并不相信这些洋人，特别是也怕官府过问，追究他的责任。经过蒋翻译的几次交涉，一天夜里，王道士终于拿出了一卷写经，借给斯坦因研究研究。使斯坦因异常高兴的是，这卷汉文写经，正好是玄奘署名翻译的一部佛教经典。

于是，斯坦因就自称是从遥远的印度来的佛教信徒，是玄奘法师的追随崇拜者，他之所以在这一天看到了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经，完全是因为玄奘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印度已经不存在的经书送回原来的地方。斯坦因的这番鬼话对于这个虔诚愚昧的道士比金钱更快就起了作用。于是，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写本，拿到附近的一间小屋里，让斯坦因和蒋孝琬翻阅检选。由于数量庞大，斯坦因放弃了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其间王道士有些后怕，于是又外出了几天，到乡间化缘，目的是探听一下他和斯坦因的秘密有没有泄露，结果他发现一切都和原来一样，他也就安心多了，和斯坦因继续交易。

不久，一笔不寻常的交易达成了。斯坦因用很少的几块银元和一个绝对严守秘密的保证，换取了满满24箱写本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斯坦因离开敦煌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敦煌活动的时间有些长了，引起了当地人们的注意，同时敦煌的地方官员告诉斯坦因，兰州方面也来了命令，要斯坦因注意外交礼节。于是6月13日斯坦因一行率领着一支由大群运输骆驼和马匹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安西进发。途经榆林，又在一个洞窟里拍摄了两天资料。之后又到了酒泉，考察了嘉峪关长城，于8月28日到达甘州张掖。这是他所走的最东界线，在这儿活动了5天。9月25日返回到安西，取回了寄存在这儿的战利品。当时斯坦因还给王道土写了一封信，由蒋孝琬秘密去了一趟千佛洞，又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捆手稿和多卷写本文书。

法国人伯希和(-)于年6月15日带着他的考察团离开巴黎，乘火车经俄罗斯进入我国新疆的喀什，然后他们分别考察了库车的多处石窟寺，再由库车至乌鲁木齐。他们最初的想法只是在此做些准备工作，然后前往敦煌拍摄洞窟，并没有听说有藏经洞之事。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伯希和知道了敦煌藏经洞的事情。伯希和在乌鲁木齐遇到了被流放到此的一位清朝官员，伯希和在北京时认识他。席间，伯希和从这位老兄口中知道了敦煌藏经洞的确切消息，同时还从其手中亲眼看见了藏经洞发现的唐人手稿。这一消息对具有深厚汉学功底的伯希和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信息。他大为惊喜，并当即决定放弃考察吐鲁番的计划，直奔敦煌而来，生怕中间有什么意外使他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年2月12日，伯希和一行来到莫高窟前。这时藏经洞的门紧锁着，王道士不在莫高窟。伯希和并不想就此等待浪费时间。他开始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将大部分洞窟均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同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是有史以来莫高窟第一次全面而详细的考察活动，也是第一次大规模拍照。王道士回到莫高窟后，伯希和便与王道士进行交涉。伯希和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土的好感，而且，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大批写本出卖给斯坦因的事，所以对这些洋人坚信承诺感到满意。伯希和同样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答应给王道士一笔香火钱。

经过二十多天的交涉，在3月3日，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而且还允许他在洞中挑选。这是外国人继斯坦因后第二次走进藏经洞，不同的是斯坦因盗宝的工作是在藏经洞外进行的，并由蒋孝琬协助完成的。而伯希和则完全不同，自己进入洞窟，置身其中，点着蜡烛，自由自在地一卷卷详细过目。在藏经洞20多天中，他基本上是以每天千卷的速度查阅，对藏经洞所剩经卷选了一遍。伯希和挑选完毕，向王道士提出想全部得到的要求。王道士当然没有这样的胆量。

结果，伯希和以两银子，换得了藏经洞写本的精华，它们的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获取的多，但质量最高，说不清有多少件是无价之宝。王道士答应出售的另一个条件是要伯希和一行严守秘密，他们的谈判也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最后伯希和在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之后，就让努埃特带着文物的箱子通过海运回国，而他自己则带了一箱子手稿前往北京。

等到美国人华尔纳(—)年1月来到敦煌莫高窟的时候，藏经洞中的国宝早已瓜分干净，因此藏经洞与他倒没什么干系。在经过参观考察之后，他决定将壁画剥离和彩塑搬迁，进行文物盗劫。为了顺利进行工作，华尔纳给了当时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一些礼物，又以70两银子得到了第窟盛唐的精美彩塑供养菩萨像一件（现存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

当时他用特制的一种胶布，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等窟唐代壁画精品26块。他在揭取壁画时采取的这种方式极其简单、原始、拙劣而粗暴，导致壁画受到摧残。华尔纳在敦煌盗割剥离的壁画，由于保护技术的失败，完全破碎。当时由于气温寒冷，不利于胶水的使用，也缺乏助手，华尔纳便在剥取了壁画之后，于年4月返回兰州，经北京回国。华尔纳回国后因为他的经历与收获，获取了很大的荣誉。

于是他决定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考察活动，目的地仍是敦煌，主要是为了更多更好地揭取壁画和搬走彩塑。他着手组建第二次考察团。考察团成员由6人组成：华尔纳、杰恩、丹尼尔·汤普森(负责剥离壁画)、阿兰、普列斯特、霍拉斯·史汀生。这个相当专业的考察团，主要是针对莫高窟第窟，准备将此洞窟全部搬到美国。由于华尔纳第二次考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中国寻找一所与哈佛大学合作共同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校。他选中了北京大学。虽然这种合作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帝高潮和排外情绪所搁浅，但是北京大学的陈万里先生作为中国专家随队西行。考察团是年2月16日离开北京的，5月19日到达敦煌。他们考察千佛洞的要求被敦煌县政府拒绝，因为华尔纳第一次的破坏行为已使当地老百姓十分气愤，政府也向王道士责问此事，并使得王道土不得不靠装疯卖傻过日子。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敦煌县政府答应了考察团的考察要求，但也给他们的考察活动作了一系列限制与规定：考察团成员不准住宿千佛洞；考察团成员参观千佛洞要由当地派出的人监视，并必须当日返回县城；不准破坏壁画及其他一切文物。不仅如此，当地老百姓还组织了一队人专门监视考察团的行动，随时有发生武力冲突的可能性。在如此严密的监视下，考察团一行也不得不草草结束考察活动，一共只考察了三天，于5月23日离开了敦煌。

藏经洞写卷文书与大量的佛画在经过王道士最初的四处奉送给官府人物，以及出卖了一些之后，又分别于年、年经斯坦因、伯希和的劫掠，至此，大半精华文物已经流散国外。那么，剩下的部分命运又如何呢？

年5月，伯希和又受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从河内出发，经南京、天津，到北京购买汉籍，到了北京后受到当时京师一批硕学鸿儒的盛情招待。当时在北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董康等前住抄录敦煌文献，参观者络绎不绝。年9月4日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在京的学界名人几乎全都参加了这次招待伯希和的盛大宴会。会上年少气盛、得意过分的伯希和，坦言说出这些宝物的由来，致使罗振玉等人如梦惊醒，受到极大震动。

这次活动惊动了中国学人，也让中国国内第一次对敦煌石窟宝藏有了了解，更使中国人第一次为国内发现如此重要和珍贵的东西被外国人劫掠而震惊，尤其使得一大批有良知的文化界人士开始考虑挽救国宝的问题。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访问伯希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还有大量写经卷本，至少还有六朝和唐宋写本数千件，便急不可待地报告给学部，请学部发电报给陕甘总督，托他将劫余敦煌卷子购送学部，并亲自拟好了电文上呈学部。学者的大义具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他终于说服了学部，拨款两，交给敦煌县令尽量收集失散的经卷文物。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把封存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古物全部解送到北京。罗振玉是敦煌文物碰到的第一位恩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厄运已经结束。

藏经洞宝藏在被发现后的第9年，当时的清政府终于完全接管了它。这些藏品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劫掠后剩下的，毕竟还有多件，数量还颇为可观。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从敦煌到北京，这些藏品竟会经历一个苦难旅程。学部的调令由刚刚到任的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负责。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查点剩余经卷，送达兰州。北京的命令和兰州的执行，使得藏经洞有价值不菲的宝藏成了公开的新闻，无人不知敦煌卷子价值连城。

于是，一场以获得藏经洞藏品为目标的暗战悄然展开。从敦煌到北京，变成了一条掠夺敦煌藏经的战线。对敦煌卷子有兴趣有盗窃机会的人都是当地的上层人士，地方官宦、名士、乡绅，他们各有所得。敦煌卷子一时成为抢手货，敦煌为官者乃至甘肃的为官者，行伍出身的军人，也无不以得到敦煌经卷为快慰。实际上，有多少人参与了这一路的盗窃，有多少经卷流失，如今已成了永远的谜。然而，最厉害的一手，要算主管此事的巡抚何彦升。当运载写本的大车进了北京城后，押运官何彦升并没有马上移交学部，他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车子接进他家。由何震彝和他的岳丈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一同把车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精好，悉数窃取。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他们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来充数。

藏经洞文物共计约有近五万件。自从藏经洞发现以来，就开始向外流散，现已大半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以及私人手中，只有一小部分保存在国内博物馆与图书馆，也还有一部分至今仍收藏在私人手中，有的甚至不知下落。

纵观王圆箓的一生，童年与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饥饿与凄楚中度过，中年浪迹天涯，无奈在兵营偷生，晚年没有办法只好蓄发为道。虽然后来在莫高窟风云一时，但他终归只是一个小人物，他既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更无法掌握敦煌宝窟的命运。年王道士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忠实弟子如赵明玉、王明发、姚明善、方至福等把他葬在了莫高窟大泉河东岸的沙滩上，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气派的道士塔。这个塔在今天成了莫高窟一景，无论是作为功德塔，或是纪念塔，都成为了历史的云烟。

（载《湖北方志》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