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有很多人听说莫高窟，都源于我们小学课本上的一篇文章《莫高窟》：敦煌莫高窟是祖国西北的一颗明珠，它坐落在甘肃省三危山和鸣沙山的怀抱中，四周布满沙丘，个洞窟像蜂窝似的排列在断崖绝壁上......莫高窟不仅有精妙绝伦的彩塑，还有45,多平方米宏伟瑰丽的壁画。就是这样一幅幅美妙绝伦的画面，勾起了人们很多美丽的幻想，年少时的樊锦诗也不例外，敦煌也是她年少时的一个梦，一个特别美妙的梦。今天我们继续阅读《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第一部分：
一：美丽梦想
说起樊锦诗去敦煌，不得不提起常书鸿先生。常书鸿先生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被人称作敦煌的守护神。
在年秋的时候，常书鸿先生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敦煌图录得画册，全书共分6册，约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十分惊奇，那时才知道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中国人却不知道，他的内心感到了一种震撼，为了敦煌艺术宝库，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经过多方努力，最终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年建成。常书鸿先生任所长。
年3月27日，常书鸿先生经过几个月的艰苦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看着眼前的重重困难，这样艰难的生活条件，与在法国简直是天壤之别。他人生第一次到了如此艰苦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就感到了有种遭遗弃的感觉，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着，无论困难有多大，他的信念一点都没发生变化，正当他干得起劲的时候，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可他毫不犹豫领导着大家继续干下去，他说：“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与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
他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于事业，只知道拼命地工作，因为这妻子忍受不了艰难的生活条件，决然离家出走，丢下两个孩子。接二连三的致命打击，并没有把他击垮。
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种种不幸和打击，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把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
辛勤工作几十年，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论文，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年，周总理批示拨出巨款启动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为配合这个加固工程，需要在窟前进行考古遗迹的发掘清理，可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专业考古人员，常书鸿先生希望北大能够调一些考古专业的学生，来进行莫高窟外的考古发掘。
樊锦诗当时也是常书鸿先生的崇拜者。能够被选去敦煌实习，她觉得是最幸运的事，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二：初到敦煌
被有幸派往去敦煌实习，樊锦诗在心中别提有多开心了，她把敦煌之行设想得格外美妙，那些敦煌的图片为她勾画出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结果没想到的是，除了令人震撼的石窟艺术，其他的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原来自从年开始，我国经历了三年的困难时期，全国上下粮食和副食品都极其短缺，在敦煌很多人只能以草籽充饥。看到研究所的人，一个个面黄肌瘦跟当地的老乡似的，这和想象中的世外桃源可谓是天地之差。
由于敦煌气候干燥，温差大，体质本来就很弱的樊锦诗根本无法适应敦煌的天气，每天晚上失眠，常常走不动路。宿白先生怕樊锦诗出事就提前让她离开敦煌，所以还没到三个月，樊锦诗就只能带着实习考察的资料回到了上海。
实习都没坚持下来的樊锦诗，毕业时却意外地被分配到了敦煌。樊锦诗苦闷过、犹豫过，可最后还是含泪来到了敦煌。
60年代的莫高窟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周围没有商店，有了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东西。在那里吃得最多的菜就是土豆片，萝卜和白菜。春天最美味的食物竟然是榆树上结的榆钱。
樊锦诗刚到莫高窟时还闹过一个笑话，她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头，每次洗完之后发现头发还是黏的，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得知敦煌的水碱性很大，所以当地人都是用洗衣粉洗头。
初到莫高窟时，樊锦诗住在一个破庙里，晚上解个手还需要到庙外很远的茅厕，有天晚上她刚走出门，就发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两眼泛着绿光，吓得她赶紧回屋里把大门拴的紧紧的，吓得一夜都没有睡好，天亮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头驴。
从繁华的都市流落到西北的荒漠，遇到心情烦闷的时候，樊锦诗就一个人向莫高窟九层楼的方向走去，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在九层楼窟檐的铃声中，远望三危山，天地间好像就一个人，在周围没别人的时候，樊锦诗也曾痛哭过，但哭过之后就释怀了，没有什么可以被夺走的。
从年到年，樊锦诗参加了敦煌莫高窟窟前遗址发掘清理工作。她一边发掘一边紧咬紧牙关坚持，等待命运的转机，在那时只有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考古发掘工作中，才能暂时忘却心中的郁闷。
慢慢的樊锦诗习惯了一个人，习惯了孤独，学会了抗拒忧郁，学会了遗忘过去。在那些风沙满天飞的日子，樊锦诗把眼泪吞咽到肚里，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
三：敦煌人的宿命
当年的敦煌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从莫高窟去一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的路。城里头总共只有两个百货商店，还有一个糖盐局，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大家住土房喝着又咸又苦的水，还要在洞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调查内容、研究文献。
敦煌的冬天极冷，气温一般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河水结成厚厚的冰层，日常用水都得凿开冰层，取冰烧水。冬天的平房里没有暖气设备必须架火炉子。每到夜晚，寒风夹杂着狼的嚎叫，令人不寒而栗，此外为了防范附近的土匪，工作人员还不得不端着猎枪，轮岗值班。
敦煌的医疗条件也极其差，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连救护车也叫不到，有一年夏天樊锦诗从考古工地回来，感到身体不舒服，就去医务室看，谁知半夜回到宿舍里开始感到浑身发冷，最后竟然什么都不知道了。
还有一次樊锦诗感冒了，以为到医务室输液就会好了，结果注射了清开灵之后不久，又药物过敏了，当时嘴都发白了，脸上没有血色，于是赶紧拔了针头，做了防休克处理，慢慢地嘴唇才开始恢复了血色，因为当天还要出差去北京，恢复过来以后就直奔机场。
莫高窟人的命运都十分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似乎就必须承受骨肉分离的痛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和樊锦诗，再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每个人都有相似的境遇。
异常艰苦的条件，体弱多病的身体，说心甘情愿留在敦煌，其实是自欺欺人的，樊锦诗的内心也特别想回家，尤其是做了母亲之后，可她离得开敦煌吗？请明天继续和我一起阅读《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第二部分：我不是好妻子，好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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