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一些壁画的内容常常从壁画的时代得到启发，而判断洞窟的时代早晚，又常以壁画的内容作为佐证。从前秦建元二年到元朝至正二十八年的一千多年间，敦煌莫高窟前后经历了十多次改朝换代，见证了历史的发展。
十六国晚期
在鸣沙山有限的崖面上，许多洞窟经过历代一修再修，面目全非；加上长时期以来的倾圮、毁损，莫高窟初创时期的洞窟已难寻觅。如今只能从现存的早期洞窟中找出一组十六国晚期的石窟，它们是：第、、、、、、窟。
莫高窟第窟内景北魏
北魏平定北凉曾遭遇沮渠氏的激烈抵抗，最后沮渠氏残部被迫撤离敦煌远渡流沙。敦煌虽一度置镇，但孤处危境几乎不能自保，幸尉多侯率领敦煌军民多次苦战才稳定下来。这一时期的主要窟型是，有人字披顶和中心塔柱的“塔庙”（或叫“支提”）窟。壁画除本生故事外，多以千佛为主要题材。
莫高窟第窟南壁伎乐天北魏西魏
柔然衰微以后，北魏在敦煌撤镇建瓜州，曾以宗室东阳王元荣为瓜州刺史。元荣任期历北魏、西魏两代，曾在莫高窟开凿了一些石窟，将内地深受南朝文化影响的佛教艺术移植西来。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数目，比过去有所增加。
北周
北周一代东西交通畅通，在西北很有建树。北周时代，敦煌是宇文王朝西部的重镇。宇文邕灭佛也曾波及瓜州，但是这并不影响莫高窟的镌龛造像，第窟甬道南壁翟奉达手书“家谱”就是证据。
莫高窟第窟国王狩猎北周除莫高窟外，敦煌西面的西千佛洞，至今也还保存着几座北周时代的石窟。现存北周洞窟的形制、绘塑风格，正是西魏第窟到隋开皇四五年洞窟之间的过渡。从内容上看，壁画里首次出现的《须阇提品》《善事太子入海品》，这些讲孝子和善兄恶弟的故事画正是周武帝复古制、重儒术、沙汰释道的一种反映，表明传统的孝悌观念与佛教并非无缘。
隋
隋代是莫高窟的一个重要兴盛期。莫高窟保留下来的隋窟共约70个。一个短短37年的朝代，竟在敦煌开凿这样多的洞窟。杨坚、杨广两代佞佛，用行政手段弘扬佛教，例如两次颁舍利到全国各州诸寺，包括瓜州（敦煌）的崇教寺（莫高窟），起塔供养。此外，隋朝为建立海西四郡，在河西、西域频繁用兵，大概也是石窟寺建造兴盛的另一原因吧。
隋承周制，莫高窟艺术也是如此，在开皇九年以前，隋代石窟还属于北朝佛教艺术范畴，莫高窟第、、诸窟风格，无论人物的造型、内容布局、窟形、色彩和装饰纹样的运用，都与北周窟接近。第、、诸窟，都是隋代艺术极盛期的作品，壁画上细致繁丽的风格和塑像衣褶，彻底改变了阶梯式的做法，而变为贴体流畅的衣纹，无疑是内地新风西渐的结果。
莫高窟第窟狩猎图隋代窟型先有须弥山式中心塔柱，如北周第窟和隋开皇四五年第窟；以后多是西壁开龛，或西南北三壁开龛的覆斗顶方形窟，或人字披顶方形窟；又有了三面开龛的中心龛柱与前部三铺大像结合在一起的新形式。
在绘画题材上出现了阿弥陀经变、药师经变、弥勒上生经变、维摩诘经变等结构简单的经变，也有鸿篇巨制，但结构比较自由的是法华经变。在壁画制作上出现重染两颊、眉楞，突出额角、鼻梁、下颌的染色法，又有了浅染五官四周，甚至纯白面颜的做法。显然已从十六国、北朝以来在地色上预敷亮色的白鼻梁、白眼睑，凡肉体突出部分加白光的染法而起了很大的变化。
初唐
唐朝历史长达年，开窟最多，艺术风格变化显著，前人把它分为初、盛、中、晚四期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如何划分唐代的这四段时间？显然不能照搬通史或文学史上习惯的时期划分。沙州、河西有不同于内地的地方历史，例如初唐，内地早已统一，敦煌地方却还有五六年的动荡、割据；盛唐则起于神龙，迄于建中；之后是吐蕃王朝将近七十年的统治，佛教空前繁荣，形成了莫高窟后期的地方风格。因此，莫高窟唐代艺术的分期不能不建立敦煌自己的标准。
莫高窟第窟南壁石佛浮江故事初唐首先，莫高窟有一批初唐前期的石窟，在艺术上实际上是隋代大业时期的余绪，虽然经历的时间不长（公元—年），但在艺术史上却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是从隋末进入唐初的交接点。唐朝的政权和文化影响，严格地说是和它的均田制一起来到敦煌的。尚存的第57、、、窟是一批十分宝贵的武德至贞观初年的洞窟。
随着唐王朝进军西域，长安的新画风必然随之而来。但在贞观十四年以前，河西在恢复时期，交通还不十分方便，敦煌艺术受到中原影响还是较小、较慢的。贞观十四年平高昌是唐朝首次对西域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它使东西交通一下子畅通起来，莫高窟艺术便迅速地出现了新面貌。
武则天时期，由于她佞信佛教，沙州佛事特盛。同时，向西域用兵也更加频繁。这就从上到下为佛教与石窟寺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因此武周时期开凿的佛窟要多于武德、贞观、上元各期的总和。
盛唐
盛唐佛教艺术的高度成就，在敦煌莫高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从岑参、高适等的诗歌反映的戎马生活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将军、都护、军使出军西域的时候，是带着许多文士、诗人、歌童、舞女、医卜、星相、画匠、织工等各类随军服务的人才。可以想象，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李庭光、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乐庭瓌在莫高窟建造佛窟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他们从内地带来的匠师参与绘塑。于是，敦煌本地的画工可以直接学到内地的新画风和新技法。例如第窟，南、北两壁同时都画观无量寿经变，显然是两位画风不同的画工的作品。他们以各自不同的理解，画出了不同的净土景观，两幅壁画的艺术成就都受到今天观众的赞赏，在当时应该都是受到信众的崇拜和敬仰的。
莫高窟第窟双飞天盛唐吐蕃时代
我们把莫高窟的中唐叫做吐蕃时代。从建中二年到大中元年的66年中，只算至今未被改建的中唐洞窟就有四十多个，比初盛唐86年中修造的洞窟还要多。
莫高窟第窟内景莫高窟吐蕃时代艺术与盛唐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窟形、龛型和壁画内容都有显著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每窟经变数量增多。初、盛唐的个别洞窟，虽也偶有一壁上画多铺经变，却是经不同时期陆续增补而成的。吐蕃时代洞窟在制作上十分考究，覆斗形窟顶，方整的四壁，盝顶帐形龛以及佛床、壸门，无不严整、精巧；一壁之上，不仅画二至四铺经变，而且在壁面下部还画了十二至十四扇屏风。屏风内所画各品比喻故事细节，与上方经变中盛大的法会场面相配合，收到了精致细腻的艺术效果。此外，塑像和窟形的杰作当推第窟的涅槃像和第窟七佛堂。
晚唐
晚唐的半个多世纪中，给莫高窟留下约60个石窟。这时期莫高窟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也没有重大的改变，主要是世家豪族纷纷以“报恩”“庆寺”为名，营造了不少洞窟。虽说是吐蕃时期形式上和内容上的继续，但毕竟也出现了个别新的题材，个别洞窟还出现了一些新形式。特别是张、李、索三家与三个僧统在莫高窟开的大窟，反映出河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比吐蕃时期有所加强。
莫高窟第85窟东披勾栏百戏图晚唐五代
五代的莫高窟，除了世族豪门修建了一些大窟之外，历届河西都僧统在归义军节度使曹氏祖孙的支持下，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地维修，加修窟檐，缩小甬道门，对保存壁画和塑像都起到良好作用。与此同时，群众结社造窟也很普遍。敦煌石窟遗书P.3《长兴元年河西都僧统和尚宕泉建龛上梁文》，字里行间热情赞美了参加工程的木匠、博士、押衙以及打钟、营厨、帮灶的僧尼。
莫高窟第61窟南壁农耕图五代五代的艺术风格是晚唐的继续，特别是焦墨痕中略施微染的壁画画法，在莫高窟被广泛应用。保留至今的第98窟和第36窟等，色彩鲜丽，线条刚劲，代表了五代、宋初壁画的基本格调。但与此同时，艺术表现的程式化也逐渐严重起来。
宋
从10世纪后半叶开始，北方的辽强大起来，通过回鹘道，也与河西有较密切的往来。曹氏五代共统治瓜、沙归义军一百四十余年。这个政权的节度使更替，祖父子孙的升官晋爵，在石窟的画像上都有反映。其中以曹元忠执政31年、曹延禄掌节度23年，时间最长，留下的遗迹也最多。
莫高窟第窟南壁制陶之家宋代一些大窟的修建，都是跨越了五代、宋两个时代。五代、宋不但政治上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而且石窟艺术也是一脉相承，中原艺术的影响在莫高窟仍起着主导作用。
西夏
从地理位置上看，西夏正处于各族政权的中心，其独特的文化在西北各族政权的历史上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敦煌莫高窟与安西榆林窟西夏早期壁画，酷似归义军时代后期的“绿壁画”，中期接近甘州和西州伯孜克里克式的回鹘风格，其晚期则分别受到金、蒙古、南宋的影响。西夏早期改建了前代不少石窟，几乎没有开凿新洞，其画风与归义军时期相衔接。曹贤顺时代的画家及其后裔仍继续在莫高窟作画，表现上愈趋程式化、简单化。
莫高窟第窟五龙藻井西夏公元年前后，伯孜克里克回鹘画风传到沙州，在莫高窟改绘了一批石窟。佛、菩萨与僧俗供养人像的造型都矮而丰腴，鼻隆颐满。由于制笔用长锋硬毫，线描匀洁，但笔端起落收敛变化较少，使人感觉装饰味浓，而生动的画意有所欠缺。
晚期，由于密教大行于西夏，藏式佛画开始流行，同时辽、金画风与从四川辗转入夏的南宋画风也都在莫高、榆林两窟显示了影响。
蒙古·元
敦煌是较早受到蒙古统治的一个州郡。蒙古很重视对瓜、沙的经营，移民屯田，恢复水利。相应发展起来的密宗佛教艺术，要算河西流行较早。因此，莫高窟现存的元朝艺术除去西夏传下来的汉密画派（如第3窟和第61窟甬道）之外，又有风格迥异的金刚乘藏密画派（如第窟）。
来源：敦煌书坊，文章摘编自史苇湘著《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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