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内涵建构与模式创新

摘要：我国文化日益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和民生发展。本文以甘肃河西走廊为案例，分析文化旅游行业从“文旅体用二分”转向“文旅体用一致”的新阶段发展，超越以往文化与旅游“体用二分”的传统认知，建立基于“文旅体用一致”基础上新的解释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文化和旅游管理体制和政策模式的实践经验，揭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探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有效政策途径，探讨下一阶段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政策突破口。

关键词：文旅融合；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丝绸之路；文化管理

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发展，一直是国家文化政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相关政策，文旅融合趋势不断加强。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的设立从组织和管理上为进一步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立了制度保障。

当前学界对文化与旅游融合的研究主要在文化与旅游融合的价值阐发层面上进行阐发。如，戴斌提出对旅游资源的传统理解虽然有文化视角，但仍有其局限性，新时期更需要借助市场观念和产业思维来推进发展；刘丹萍、保继刚研究了“符号性消费”行为对旅游地的社会建构意义；朴志娜、吴必虎等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提出游客不断更新及变化的地理想象会不断影响游客的重游行为，多次旅游经验还会持续丰富他们对目的地的地理想象；魏小安认为旅游革命基于交通革命、技术革命与消费革命,应在体验经济背景下研究旅游情景规划与项目体验设计。

在动因、机制、模式、路径等问题上，学者们主要从产业融合的角度进行研究。如，田里等将旅游产业融合定义为旅游产业内不同行业或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从而导致旅游产业进一步升级或催生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的动态过程，由此构建出旅游产业融合研究框架(TAE研究框架)；江金波以广东佛山陶瓷工业旅游为例，阐明各动力在融合系统建构中的作用方式、途径和功能，阐述推动旅游产业融合整体动力系统及其驱动机制；侯兵等从物质维度、时间维度和区域维度三重视角，通过资源利用、整合路径和评价指标三个方面构建关于文化旅游空间形态的分析框架；他还针对传统文化旅游发展模式的不足，提出构建“战略——文化——组织”的三维协同体系，以形成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路径。

在融合效果的研究上，学者们主要采取定量分析进行测评。王琪延等采用RAS法编制年北京市投入产出表，通过分析产业关联性揭示北京市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现状；侯兵等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利用熵技术确定各指标权重，借鉴耦合度模型构建融合发展模型，对16个城市-年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及两者融合发展情况进行测度分析；郭鹏等借助ArcGIS10.0工具，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对欧亚非三大洲65个国家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的空间格局

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丝绸之路国际旅游经济带的合作模式；曲景慧从产业综合实力、经营收入、人才机构角度选择20个产业融合评价指标，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中国7大区域（31个省级行政区划）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时空变动轨迹进行分析；翁钢民等以全国31个省市区-年旅游与文化产业的相关数据为依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中国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和空间相关性。

在“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成为普遍共识的环境下，新形势下如何促进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既是文化旅游学界必须回答的理论课题，也是转变旅游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和根本途径。尽管学界在文化与旅游融合的研究上成果迭出，但对文旅融合的各种路径和融合形态的研究成果较多，对文旅融合的内在逻辑和政策路径研究成果仍然不多见，尤其是对新时代“文旅体用一致”的新特点及其对管理体制和政策的影响等问题讨论不多。本文以甘肃河西走廊为中心，结合年原文化部、财政部实施的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的经验案例，深入探讨文化和旅游融合的新模式和新特征，旨在讨论文化旅游管理的创新思路问题。

一、文化旅游从“体用二分”转向“体用一致”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市场和旅游市场上的主流观点是“以文化为魂、以旅游为用”，或“以文化为内涵、以旅游为渠道”。在人们的观念中，文化是形而上的，是事业性质的；旅游是形而下的，是产业属性的。如原文化部与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提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相对于“文化为魂、旅游为用”的传统观念，新时期文化和旅游领域逐渐从“体用二分”过渡到“体即用”“用即体”的“体用一致”的新阶段。这种变化的背景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人们的文化需求层次从而逐步提高。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低层次需求上，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主要以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为主，这一阶段的旅游活动也主要以调整身心和恢复体力等功能性目标为主，个体的文化体验和旅游体验可能相交叉但不重合，因此，这一阶段个体的文化活动与旅游活动可以“两分”。但一旦进入需求的高层次阶段，旅游者个人的旅游体验即与文化体验融为一体，文化活动与旅游活动相重合，二者变得密不可分，因此文化和旅游活动“互为体用”。年12月10日，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出席“旅游集团发展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他引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旅融合的指示：“旅游集物质消费与精神享受于一体，旅游与文化密不可分。旅游业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这一背景下，整个旅游行业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有学者提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不是简单相加，而是有机融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应是有机的化学反应。”

已经有一些学者敏锐地感觉到文旅融合过程中本质属性的变化趋势，并对文化与旅游的关系给予了新定位。如，谭颖提出：“旅游与文化实质上是一致的”；王君正提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是由两者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黄萍提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共生互融，已成为我国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曾博伟认为，应摒弃过去那种“文化是事业强、产业弱；旅游则是产业强、事业弱”的理念，将产业和事业的关系协调起来发展，这即是基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趋势对于管理体制的要求。

新时期文化旅游活动日益成为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旅游活动空间和消费场域也从狭义的旅游景区走向“全域旅游”。统计数据显示，年前三季度国内旅游人数38.07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3.4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和12%；90%以上的游客参加了文化活动，78.3%的游客在文化体验上的停留时间为2天以上。研学旅行、科技旅游、养老旅游、定制旅游等新需求的提出和新产品的开发推广，推动了中国旅游业向专业化和高级化发展。公共博物馆免费开放，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通行，旅游业发展环境也更加优化。这些都为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环境和条件上的支持。

这种旅游业态的变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驱动的结果，也受到人口素质结构性变化的深刻影响。-年，我国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年均增长率9.63%，这显示了我国人口文化素质的结构和水平的改变。随着人口素质的结构性提升，人们对客观对象的主体化能力相应增强，对于客观物体的价值认识更加多元和深刻，人文景观、自然风光、生态资源等旅游载体所承载的多种价值，能够更多地为人们所感知、发现和利用，正是这种“主体的价值认知能力”的增长与旅游活动大众化普及的双向互动，推动了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进程。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不仅需要物质的满足，更需要精神的满足。越高的需求层次所包含的精神文化需要就越多，人类需求层次提高的表现就是文化产品消费的增加。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呈现出一种“贫困社会——温饱型社会——小康型社会——全面小康型社会”高级化发展进程。在该进程中，物质产品不断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加速扩大。进入21世纪，先进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管理技术等新兴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效率，劳动者在同样劳动时间内可以获得更多收入，或者在获得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时间减少而可供休闲的时间增加，休闲时间的增长则为劳动者提供了充分参与文化活动的基础条件，不断富裕的社会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从而转向满足人们自我实现需要的方向发展。

图1社会高级化进程中文化旅游的体验升级

社会高级化进程带来的需求升级在文化旅游中表现为文化旅游的体验升级（图1），体现为从“表层文化体验——中度文化体验——深度文化体验”的升级过程。国际客户体验管理专家伯德施密特（BerndH.Schmitt）认为顾客体验是顾客对某项刺激产生的个别化感受，他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战略体验模块理论（strategicexperientialmodules，SEMs)，以此来形成体验式营销的构架，并将体验式营销应用到旅游体验的研究中：旅游体验由感官（Sense）、情感（Feel）、思考（Think）、行动（Act）和关联（Relate）五个体验模块构成。战略体验模块（SEMs）通常分为个人体验和共享体验两类：前者是消费者在其心理和生理上独自的体验，如感官体验、情感体验和思维体验；后者则是必须有相关群体的互动才会产生的体验，如行动体验与关联体验。

表现在文化旅游领域，在贫困社会及温饱型社会阶段，人们为维持基本生存要耗费几乎全部精力，人类学研究证明，这一时期人们主要的文化活动是以原始宗教或者宗教、准宗教的形式呈现，“宗教朝圣”中通过对游客进行有特色的视觉、嗅觉、听觉、味觉等不同刺激，来创造个体知觉体验中放松、净心与满足的感觉，同时通过触动游客内在的对宗教旅游的情感，产生庄严、神圣、崇拜等情感体验。“宗教朝圣”也包含了沿途观光、怀旧等旅游价值，但宗教体验作为一种深度的精神体验，事实上与我们当代人所谓的“旅游体验”关系不大。进入小康型社会，人们对于文化旅游的需求逐渐凸显，人们不满足于传统“走马观花”式观光旅游带来的感官体验与情感体验，转向深层次的“怀旧游”“文化游”“科技游”等思维体验与行动体验，在游览中激发兴趣与思考，甚至不断调整自身的生活方式与形态，进入到中度文化体验的层次。在目前我国向全面小康型社会发展的阶段，人们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在新式旅游中，物质元素（如价格）对旅游者旅游决策的影响程度渐渐让位于非物质元素即文化观念、审美心理需求和社交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关联体验的加入让文化旅游跳出了传统的意义，游客在文化旅游过程中获得群体归属与自我认同，进入到一种深度文化体验层次。

“体验经济”理论的学者约瑟夫派恩（B.JosephPineⅡ）和詹姆斯吉尔摩（JamesH.Gilmore）认为，世界经济应该是从产品经济到服务经济再到体验经济的方向前进。体验经济基于发达的服务经济，可以视作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四个经济阶段。消费者的需求发展则经历了从“量的满足时代”到“质的满足时代”再到“感性满足时代”三个阶段，在第三阶段，产品被符号化并被注入情感元素，进入“文化化”的过程，成为吸引和引导特定人群注意力继而满足其消费心理体验的载体。在消费符号化的社会，消费行为成为个人存在和价值的体现与证明。从旅游者心理需求特征看，文化旅游作为一种不断深化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将越来越聚焦于人性关怀与自身主体性的拓展和丰富。

不同于“文化是内容、旅游是载体”这一“体用二分”阶段，文化和旅游“体用一致”新阶段的特征是借助旅游者自带的价值系统，文化载体与旅游载体之间形成了“相互赋值”的过程。就如扬阿斯曼所说的“我的眼中的世界具有意义，是因为有记忆的背景”。每个旅游者都是某个文化系统的成员，旅游者所自带的文化价值系统，构成了旅游载体价值特征的初始条件。人们内心中关于某个地理空间的图像并不是从“无”而生，其旅游体验无不是其所认识的、所希望的及所期待的体现。“人们想象中的空间概念都会影响到个人、组织和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与隔离。”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人们的认识，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地理想象结构和绘制不同的认知地图。从这一意义上说，正是旅游者素质的整体提升所出现的新需求，成为了推进新时期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文化与旅游融合过程中的内涵建构:以河西走廊为例

在文化与旅游的“二分”阶段，文化和旅游部门分途发展，旅游者在历史回忆、审美怀旧等情感体验层面上实现统一。进入“文旅一体化”新阶段，旅游者的文化旅游体验进入情感体验、审美体验、联想体验和行动体验的综合层面，在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价值观的牵引下，这种体验凝聚为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对旅游者来说，个体的文化旅游体验既受到其自带的中华文化价值观的牵引，又受到旅游项目中文化记忆“装置”的激发，从而完成其自身文化身份的确证和重建。

（一）河西走廊：族群文化记忆借助文化空间被“唤醒”

河西走廊地区位于甘肃省西部，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内陆河流域，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南依祁连山和青藏高原，北连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狭长如走廊状，处黄河以西，故得名。相对于内地全域旅游，河西走廊的人文地理与历史记忆共同形成的全域性旅游资源具有文化旅游载体的典型性。该地区既有大漠、戈壁、绿洲、草原、湿地、雪山等壮美苍凉的自然风光，又具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古道、驿站、雄关、城堡、烽隧、佛寺、石窟、古长城和古墓葬等文化遗产，凭借其独特的地理空间和历史文化遗存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空间”，它是由历史事件、历史叙事与固定地理空间相融合、“过去”与“现在”共存于一体的文化空间。

河西走廊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意义空间”，在这一空间内，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以一种“历史文化记忆”的方式存在。在这种由文化记忆和地理空间共同建构而成的旅游景域内，对历史的回溯与再现（回忆）、文化认同（文化共同体想象）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文化传承）之间形成了“象征意义体系”，将置身于这一“意义空间”的旅游者个体和其所处的文化共同体连接在一起，从而突破了个体对所属文化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局限，将旅游者自身与文化共同体连接起来，将昨天与今天连接起来，从而创造了个体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这既是自然人文景观促进旅游者生发文化认同的过程，也是文化旅游融合的内涵建构过程。

河西走廊作为典型的自然景观与文化遗产共生的文化旅游载体，为人们观察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内在逻辑提供了良好的案例“入口”。考察网友对河西走廊的旅游观感，可以发现他们的情感已经从观光体验、怀旧体验上升为关联体验。以乐曲《河西走廊之梦》（DreamofHexiCorridor）为例，该乐曲于年2月27日在“网易云音乐”APP开始发行，在受众中引发热烈评论，其中，关于“文化认同”“民族自豪”等主题的网友评论高居“热门评论”榜单。如，网友“九变玉徽”说：“看完了纪录片从汉武帝凿空西域到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的颠沛流离。隋炀帝的河西省会奠定了唐朝河西走廊的繁华，从左公抬棺出嘉峪关到现在绵延的连霍高速、兰新高铁。除了感动就是自豪，我们辉煌过，我们也遭受过磨难。明天我们会走向更好，为自己是一名华夏儿女而骄傲。”网友“丝竹管弦于耳”说：“这里是河西走廊，这不仅是个地理标志，而是一种历史、文化和使命。曾经发生的故事已成永恒，走向未来的脚步仍在继续。”网友“君有匪”说：“在几天前，我踏上魂牵梦萦许多年的河西走廊，从西安直到敦煌，沉淀千年的河西四郡，扼守要冲的两关都令我内心深处的情感蓬勃而发，几次欲泪。现在坐在鸣沙山上看日落，听着这首曲子，梦溯千年。”正如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所言：“将民族作为一个集体的想象，依赖于对一种可以回溯到时间深处的连续性的想象。”正是在对河西走廊的历史记忆中，中国人找到了对自我身份的解释和认同。“它将一些应该被铭刻于心的经验和回忆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并且使其保持现实意义，其方式便是将发生在从前某个时间段中的场景与历史拉进持续向前的‘当下’的框架之内，从而产生出希望和回忆。”在阿斯曼看来，“（这）构成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基石，使得个体有条件说‘我们’（族群共同体——作者注）。”

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空间。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于年撰写百科全书条目时是这样定义“文明”的：“它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一个‘文化领地’……一个地域。有了这块地域……你必须想象出种类极其繁多的‘产品’和文化特征，从住房形式、建筑材料、屋顶材料，到诸如制造羽毛箭支的技能，方言或一组方言、烹调品味、特定的科技、信仰体系、示爱方式、甚至罗盘、纸张和印刷机。当这个地域形成某些特质，比如该地域的文化特征已经遍布整个地域，并且它的文化特征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一直延续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可把它称为文明。”

对旅游者来说，“地点”就是人类文化记忆的“砖石”，对于历史记忆的重构不能离开具体的地点，地理空间（地点）在文化体验的过程中具有文化情感的“触发”作用。“在地点里居住的回忆的力量是巨大的”（西塞罗语），特定的地点（如河西走廊）在文化学上具有象征意义。不论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无一不让人联想到边塞风光的奇情壮丽与民族历史的豪迈苍凉。河西走廊作为旅游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印痕，转化为一种集体记忆，赋予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诗性意象”，与经过千年累积、全面渗透于中华民族深层次心理结构中的诗性文化基因产生了共鸣。

尽管地点本身并不具有主体性的“记忆”，但它们对作为主体性的旅游者的“文化回忆空间”却具有“索引”或指示坐标的意义。地点可以成为回忆的载体，“不仅因为它们能够通过把回忆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土地之上，使其得到固定和证实。它们还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这种持久性比起个人的和甚至以人造物为具体形态的时代的文化的短暂回忆来说都更加长久”。河西走廊的文化景观与地理空间承载千年历史记忆，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标识，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因此成为一种寻找文化身份的体验过程。它赋予我国旅游者族群身份的探寻、认同与重建的指引功能，也让外国旅游者在文化差异中形成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体验。

文化旅游与一定的地点分不开。“地点”激发了旅游者“文化记忆”的唤醒过程，从而实现了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在这一点上，中西文化史都涉及“记忆之地”的族群记忆命题。它通过将一个具体地点（城市、山峰、村庄和庙宇等）符号化和命名的过程，赋予其神圣性、不可替代性和独一性的特征，从而将这些地点（空间）嵌入族群的记忆之中，如西方文化中的耶路撒冷就与族群的文化记忆连接在一起，成为民族历史记忆的“促发装置”：“这些地点固定了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记忆，成为回忆之地，在这里上帝与他的臣民的历史得到了空间上的具体化和印证。”年，人文主义大师彼特拉克到罗马旅行，罗马城的建筑物和废墟激发了彼特拉克对于历史记忆和区域文化认同的思考。在彼特拉克看来，因为生活在日常之中的芸芸大众，对罗马过去的辉煌历史不了解，所以罗马城被“分裂开来”，传统断裂使罗马人丧失了身份认同和政治上、文化上的梦想，他认为这种情况可以通过重建罗马记忆来补救：“谁能够怀疑，罗马马上就会站起身来，如果它开始认识自己？”彼特拉克认为，在罗马废墟上本来就存在着一个“回忆的空间”，这个残垣断壁“既编码了遗产，也编码了回忆”，“它们同时也标志了一个回忆的可能性，回忆将在记忆的维度里重新唤醒被时间撕裂和消灭的东西，并且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使之获得生命。”

“回忆的空间”促进了文化记忆的重建，而特定的文化记忆又成为族群成员文化身份构建的先决条件。借助文化与旅游的融合，通过对隐藏在“回忆空间”中的象征意义进行阐述，“让地点作为过去的沉默的证人开口说话，重新赋予它们失去的声音。”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旅游者文化记忆中的“地点”（文化记忆空间）虽然与某个固定的地点相连（如希腊、罗马、雅典等），但从其象征意义上说又与其来源地是相分离的。“地点”被抽象成一种概念、理论和价值的图像，在旅游者心中变成一种记忆框架，从而形成文化神圣性或合法性的基础。“回忆形象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使其被物质化，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使其被现时化，所以回忆形象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总是具体的。”房屋、村庄、城市等，“它们是回忆的空间框架，即使当它们或者说尤其是当它们不在场时，便会就当作‘故乡’在回忆里扎根”，“各种类型的集体都倾向于将回忆空间化。”

任何族群或区域性群体有意识地创造一些公共文化空间（如庙宇、节日、广场、庙会等），使这些公共空间承担起群体成员间相互交流场所的功能；同时，也有意识地开展一系列公共活动，使这些公共活动承担起集体记忆。“记忆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创造，即在家庭、宗教和阶级的影响下，通过语言的结构、日常生活的仪式和空间的界定发展而来。通过记忆来构建社会传统的体系，这一体系正是我们创造记忆的媒介。”“记忆是社会的产物，并通过‘表征’来运作。”借助于文化旅游载体，个人的体验与集体（族群）集体性记忆之间建立了有机连接，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每个人和每个历史的事件都在它们进入到这个(指社会的——作者注）记忆时被兑换成了一个学说、一个概念、一个象征。它获得了一个意义，成为社会的思想系统的一个成分。”作为文化记忆的“索引”，文化旅游载体具有具象性和实体性的特征。它通过某人、某事、某物与族群记忆（集体认同）关联，从而使族群共同体的概念、象征和历史时间实现物质化和对象化。“思想只有变得具体可感知才能进入记忆，成为记忆的对象，概念与图像在这个过程中融为一体。”“真理如果被保留在群体的记忆中，那么它必须具有一个具体的形式，这种形式或是具体的人，或是具体的事或具体的地点。”

这些公共空间与公共活动落实到具体的时空场景，使集体成员置身于充溢着情感和价值观的社会交往模式中，便会影响成员的自我认知和群体归属感。一旦个体的集体记忆，身份归属感与具体的时空场景联系在一起，变现为“乡愁”或个体的生活史或英雄史诗。在这一过程中，成员个体有意或无意识地为自身塑造形象，修正自身与集体共同特征之间的差异，形成特定的文化身份意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化旅游载体承载了促进个体文化认同的功能。在文化旅游载体上，“群体与空间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上构成了一个有机共同体，即使此群体脱离了它原有的空间，也会通过对其神圣地点在象征意义上的重建来坚守这个共同体”。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让族群文化传统在社会交往和文化象征层面上以“旅游体验”的形式实现“现时化”和对象化，将文化价值体系扩展到社会建构层面，同样具有文化认同的建构价值。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一样要“栖居”在族群的历史之中，从中汲取塑造自身独特性的养分。

（二）河西走廊：文旅融合成为重建文化记忆的媒介

武汉大学课题组调查发现，位于河西走廊上的张掖市肃南县通过将民族文化内涵植入旅游产业链中，在促进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强化了地域性文化记忆。据统计，年，肃南县（裕固族聚居县）的游客人数达人次，到访西柳沟村的旅客突破3万人次，年全村文化旅游消费规模近.66万元，每户收益超过3.6万元。该县创新了文化消费激励政策，设计“文化消费券”，一方面用于对游客购买特定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补贴；另一方面又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对当地公共文化活动进行补贴，鼓励村民开展音乐舞蹈、民俗节事、“非遗”展览等文化活动，有效促进了传统文化的生产性保护。西柳沟村旅游产品不再单纯是传统的“参观、餐饮、住宿”，而是将裕固族民族特色文化活动融入其中，给游客带来别样的精神文化体验。

个体旅游行为的实现过程也是文化消费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文化身份的确认和建构过程。旅游者通过参与、购物和仪式体验等活动，将个体文化身份的确认和族群的集体性文化记忆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个体的知识系统。西柳沟村的裕固族文化旅游载体成为了民族文化的承载和文化传承持续的渠道。裕固族的服饰、房屋装饰、生活礼仪等都是集体性记忆的“储存装置”：“正如每个人依靠自己的记忆确立身份并且经年累月保持它，任何一个群体也只能借助记忆培养出群体的身份。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集体记忆并不是以神经元为基础。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即一个强化身份的知识综合体，表现为诸如神话、歌曲、舞蹈、谚语、法律、圣书、图画、纹饰、标记、路线等富有象征意义的形式。”“文化记忆以回忆的方式得以进行，起初主要呈现在节日里的庆祝仪式当中。”

化旅游载体蕴含着区域亚文化体的族群记忆。语言文字、舞蹈、音乐、图案与雕塑、装饰与服饰、图像与景观、历史遗迹，等等，都会被固有的传统价值系统转变为符号“用以对一种共同性进行编码”，共同的理论、经验、期望和知识形成了一种“积累”，进而制造出一个社会的“象征意义体系”，由“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知识和共同的回忆”编码形成“文化价值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与其他文化体的差异性特征。它既是成员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同时又是民族认同的根基。

河西走廊作为文化旅游的空间载体，因其承载着丰沛的历史文化记忆，在《孤独星球》（LonelyPlanet）评选出的“BestinAsia”亚洲十大最佳旅行目的地名单中，位列榜首（“中国甘肃”）。这一评价也为笔者年、年和年三次走访河西走廊的观察所证实。数据显示，-年，位于河西走廊中心地域的张掖市年游客接待量由万人次增长到万人次，旅游收入由9.16亿元增长到亿元，分别增长13倍和17倍，接待游客人数、旅游收入连续7年保持近30%以上的增长，其中，年张掖游客接待量已接近甘肃全省的总人口数。

文化旅游消费行为将个体主观世界与社会客观世界连接起来，具有更新个体社交网络的功能。文化旅游载体通过市场交换机制，建立个体的社会交往网络以联通个体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具有独特的优势。不管个人的主观意愿如何，文化旅游行为在客观上将旅游者纳入到一个规范性的社会交往网络，并且这个社交网络自带象征意义系统：“商品交换的意义在于将人拉进了一个由社会依赖性、对他人的关照和责任所组成的系统中。”正是在各种社交网络的作用下，集体的认同替代了家庭和小团体的认同，一种族群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得以不断重复与巩固。借助于文化旅游载体，原本那些隐藏于日常中的规范和价值都会暴露出来，变成个体能够体会和能够被个体所编码的观念、行为准则，由此个体的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不断被强化、巩固。肃南裕固族的服饰及其民族节日活动是民族的文化记忆形式，包含了民族认同的内涵，对民族服饰、民族仪式活动的“消费”也被纳入民族文化记忆的范畴。河西走廊的长城、大漠、城址、墓葬等包含了华夏民族丰富的历史信息，也被纳入到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范畴。由于河西走廊具有的沟通中西的独特通道地位，其在历史上一直处在不同民族交锋与融合的最前线。这些族群文化记忆都以文化学上的“现时化”的形式为后来者呈现族群文化记忆。借助于民族旅游的体验活动，隐含在文化空间、文化符号和仪式活动中的“历史”与“象征意义”被重新“唤醒”，并内化为个体的认知，进而成为族群成员的文化记忆。

三、模式创新:文化消费成为连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政策通道

尽管文化行业与旅游行业存在不同的性质特征，但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都具有明显的消费行为特征，具有明显的市场属性，即使是文化事业，也必须基于居民的消费行为或者参与行为才能实现其社会效益的“外溢”。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发展，一方面要充分尊重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相对独立性，明确不同行业的范围与边界，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消费行为特征，借助于扩大文化消费政策，连通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形成促进整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扩大文化消费构建文旅融合路径的内在机理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消费”对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分析年以来西方世界之所以取得全球霸权的原因时提出，正是“消费社会”造就了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世界的竞争优势，使得工业革命得以持续推进：“消费社会——在这种物质生产模式中，生产、购买服装和其他消费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种模式，工业革命将无法持续开展。”但长期以来，文化消费的重要性在文化行业并没有得到足够体现。年原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为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时代到来，“消费”对于文化和旅游行业的重要价值已经初步显现。文化消费侧逐步走到了文化行业体制的中心位置，成为连通国家政策（供给侧）与居民消费者、居民个人身份建构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之间的桥梁。因此，居民文化消费（包括旅游消费）的实现过程，既是个人文化身份建构的过程，也是文化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图2）。

图2通过文化与旅游载体构建个体文化身份认同的内在逻辑

从主体——客体互动的角度看，文化旅游活动的本质，是游客主体的想象凝视与目的地客体的吸引力之间的互动性符号消费。扩大文化消费具有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和促进旅游者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作用。譬如，旅游者基于河西走廊自然人文景观的“地理想象”与基于历史记忆的“符号想象”，构成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文化消费内容。这种文化消费过程既是个体经验与中华文化的“象征意义体系”的连接过程，同时也是旅游者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个体通过对其他个人和组织的影响，将对族群共同体的理解上升为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同，这种个人文化身份的建构也将在族群共同体的作用下进一步强化，形成一个持续的循环。

对旅游者来说，对族群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体验必须落实到文化旅游载体上，借助文化旅游载体将自己放置到历史场景中，完成个体意识与历史事件、历史场景的“共振”。在个体的文化旅游行为中，族群集体的文化记忆进入到旅游者的个人经验之中，个体完成对族群文化记忆的二度创作，即夹杂在文化传统中的集体性文化记忆重新参与到旅游者个体文化记忆的创作过程中。正是借助于文化消费的实践渠道，个体与族群文化共同体完成连接，个体实现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文化旅游载体就成为了构建个体文化身份的媒介。

对中华民族共同的“过去”（历史、文化、传统等）的回忆和肯定，连同对中华传统价值和行为规范的认可，支撑着族群的共同知识、价值和意义的共同知识以及自我认知。凭借乡愁情感、年节仪式、文化旅游活动和各种社交网络，单个个体得以和其所属的中华文化共同体连接在一起，从而使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包括与外域文化的交会中）铸造了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文化系统。

（二）通过促进文化消费引领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供给侧政策创新

长期以来，在文化行业与旅游行业分途发展的环境下，文化政策和旅游政策都是供给侧保障模式，即国家公共资源通过行业系统下达，通过行业系统的直属单位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居民的消费一般由行业供给来满足。

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使文化和旅游行业从分途发展转向融合发展，文旅融合的新业态成为原文化行业系统和旅游行业系统的“增量领域”，其明显的消费行为特征对供给侧政策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形势要求，原来以行业单位生产为中心的政策保障模式，必须转向以居民个人（旅游者、文化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为中心的政策保障模式。国家的文化政策、公共财政投入、税收优惠政策、土地规划和公共平台建设，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都需要以满足居民（旅游者、文化消费者）的有效需求为中心，而不是以保障行业单位的生产为中心，由此建立通过扩大居民文化（旅游）消费、引导文化旅游领域供给侧改革的政策路径。国家的供给侧保障方式必须借助于消费侧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通过文化消费侧和供给侧的“双侧协同”，最终才能实现推进民族文化认同、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目标。

四、简要结论

（一）文旅融合有利于促进个体文化身份建构和族群文化共同体建构

人们一直想当然地认为，族群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是一种自然的进程，个体和社会无需努力就能自然达成，但从中外的历史经验看，族群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与维护需要其族群和民族国家投入巨大的努力：“集体构建了一种自我形象，其成员与这个形象进行身份认同。集体的认同是参与到集体之中的个人来进行身份认同的问题，它并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着，而是取决于特定的个体在何种程度上承认它。它的强大与否，取决于它在集体成员的意识中的活跃程度以及它如何促成集体成员的思考和行为。”作为先于个人文化身份而存在“我们”（族群共同体），中华文化对于个体文化身份的塑造具有强大的规范力量。借助文化与旅游相融合的“场域”，旅游者个体得以方便地进入社会交往模式中，个体的文化身份得以不断巩固和完善。

（二）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需要文化旅游载体作为文化场景

对于“龙的传人”而言，五千年历史“旧事”并不必然地转化为人人熟知的文化记忆。文化旅游载体作为文化体验的载体，是“历史”在“当代”的变体重现，如果作为历史的人物故事、制度典章和人文遗迹等不能成为后来人的“传统”，那这段历史在后来人的心中就相当于无。借助文化旅游载体使过去的历史往事“活化”，形成当下人们的“传统”，历史才能具有指示当下人们生活意义和人生方向的力量。文化旅游载体的价值，以此为最。必须注意的是文化旅游载体作为阐述历史的“场域”，并不要求完全基于历史真实的重建，而是基于历史记忆之上的二度甚至是三度创造。真正的历史记忆是客观和理性的，但作为文化记忆的集体意识则是流动的、变形的。因此，旅行者所参与的文化创造过程只是集体记忆的“唤醒”和个体二度创作的过程，并不完全是历史真实的重建过程。“那些由局外人建构和阐释的记忆仪式和场域”，被称为“美丽的枷锁”，“历史的终极不是记忆，而是迷幻，是一个由沉睡者来解说的梦。”因此，基于历史真实的二度或者三度创作、体验，也是重建旅游者个体连接中华文化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三）文化旅游融合具有促进文化供给侧改革的独特意义

雒树刚部长在“旅游集团发展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提出，要围绕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这一重要工作，努力实现“提升公共文化效能，增强文化产业活力，优化旅游业发展环境”三大目标。这个论断业已包含了文旅融合具有深化文化和旅游业改革的独特作用的价值判断。实证研究表明，文旅融合的独特价值就在于重建被行业体制消减了的文化消费的基本功能结构。在计划体制和科层制技术基础上确立的文化行业体制，本质上是一种供给侧保障机制，因其价格机制不健全，并且对消费侧的真实需求包容性不足，导致了供给侧的效率较低，国家由此确立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增强文化产业活力、优化旅游业发展环境的改革目标任务。文化旅游融合，使文化和旅游行业因交叉而形成新的业态，相对于传统文化行业和旅游行业来说，这种新出现的新业态具有市场消费的基本特征。有学者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我国-年30个省市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度水平，拟合结果显示我国文化旅游产业融合与文化消费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产业融合对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十分显著。这表明，文化旅游融合符合市场机制的基本属性。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文化市场和旅游市场上的价格机制不断得到完善。年以来，我国45个城市的文化消费试点经验证明，借助文化消费的激励政策可以极大地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行业与旅游业的连接，从而形成以扩大文化消费引领文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有效路径。从这一层面上说，推进文旅融合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口。

注：鉴于篇幅，此推文未注明论文的参考文献，参考文献详见论文原文。

编辑

张丽芸审核

屈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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