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西走廊的西端，循着高低起伏、绵延不断的鸣沙山东麓望去，就能看到在其崖壁上，所开凿出历经上千年岁月的历史沉淀和沧桑面貌。这里是敦煌莫高窟，是闻名于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
这里曾沉睡着富丽多彩的壁画、惟妙惟肖的泥质彩塑，以及堆满藏经洞的六万余件文献文物，在被世人发现之后，震惊整个世界。当岁月的尘埃被一代又一代文化学者、考古工作者拂去，莫高窟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逐渐在人们的眼中显现。年10月，就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之际，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甘肃敦煌莫高窟”就位列其中。
蜀地与敦煌，相隔数千公里遥遥相望，但四川作为丝绸之路的主线之一，与敦煌在岁月的过往中也有着联系和交流。当脚踩在戈壁滩细碎的黄沙上，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聊到了在敦煌文化和遗迹中，蜀地所留下的一些痕迹。
敦煌莫高窟
影响国人上千年的丧葬习俗《十王经》有蜀地印记
“在中国传统的丧殡习俗中，人死后要做‘七七斋’，即每隔七天做一次法事，用来祭奠死者，依次至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百日、一年，到三年祭奠为止。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其实跟《十王经》有关。”赵晓星说。
《十王经》，是古代民间信仰与佛教信仰混合而产生的经典，有着多种版本。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种《十王经》，就有着蜀地的印记。比如法藏敦煌文献P.和P.《十王经》，全称为《阎罗王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都写有“成都府大圣慈寺沙门藏川述”。赵晓星解释说，写有这个署名的敦煌本《十王经》，主要是带赞文并配图的图文对照本，成都府大圣慈寺的僧人藏川被认为是赞文的作者。
“在这些《十王经》的题记中，都明确提到了成都府的大圣慈寺。大圣慈寺创建于唐代，位于现在成都市东风路，大圣慈寺在唐宋时期以壁画著称。这种有“藏川”署名的《十王经》，应该就是从蜀地开始，后来传到了敦煌。”在赵晓星看来，《十王经》对中国的民俗有着巨大影响。历史岁月中的“大圣慈寺”，也就是当下的大慈寺，曾有着极为辉煌的韶华和重要的地位。
“《十王经》应该是从五代至宋初时比较流行，从那个时候开始有按《十王经》修七七斋的习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阎罗王’，其实只是‘十王’中的一王。《十王经》中说，人死了之后，每隔七天要经过一王的殿中接受审问。如果在这个时间为死者做法事，就可以让他顺利通过这一关，这也是后来民间做‘七七斋’的习俗由来。这个习惯，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当下，所以《十王经》对民间习俗的影响一直是很大的。”
张大千（图据纪录片《百年巨匠》官微）
再谈张大千
“对敦煌艺术的弘扬作出了贡献”
四川与敦煌所产生的种种联结之中，始终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从四川内江走出的画家——张大千。在张大千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生涯中，在敦煌的创作可谓是其艺术生涯最高峰。将时间倒回年，画家张大千在漫天黄沙中辗转抵达敦煌，并前后在此地停留三年之久，不仅临摹了大量的壁画，还对石窟的内容做了详细记录。随之而来的，张大千也面临了很多争议与质疑，并一直伴随至今。
“张大千对于敦煌艺术的弘扬确实作出了贡献，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赵晓星解释到，在当时大多数人还不了解敦煌艺术的时候，张大千临摹了大量的敦煌壁画，而且张大千的临摹，用当下的话来说，采用的是一种复原临摹。“张大千的临摹作品，跟壁画本身颜色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壁画最开始大概是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临摹，所以张大千画的东西都非常鲜艳，这种画风确实能够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画展在国内外引起的轰动，并吸引了国内外对敦煌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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