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她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这是国家最高荣誉。10月3日，在香港颁奖的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她是“正能量奖”获得者。10月18日，汪德迈先生汉学奖颁奖典礼将在巴黎金石美学院举办，她是“汪德迈先生汉学奖”获得者。
她是樊锦诗。
一个传奇的女性，生于北京，长于上海，人们却称呼她“敦煌的女儿”。
年5月，在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修复现场检查工作。
那是年的夏天，《光明日报》的记者来到敦煌采访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无意中发现了樊锦诗儿子的来信，“妈妈，您什么时候才能调来？您明年一定调回来吧！妈妈，我想你啊……”原来，北京大学毕业的一对恋人，响应祖国的号召，各自选择了最艰苦的地方，一个在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一个在西北荒漠做了石窟保护。为了工作，长期两地分居，根本无法顾及孩子的教育。樊锦诗和彭金章的故事，令记者感动，一篇名为《敦煌的女儿》的报道发表之后，樊锦诗成了名人。
樊锦诗，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工作，从此扎根大漠半个多世纪，潜心石窟研究，为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她是杰出的文物保护者，她低调、沉稳、只一心埋头钻研，就如同她的身影，朴素、不张扬。
她拒绝写传记，“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写的”，她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我个人的命运和担当，同敦煌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直到有一天，她遇到北京大学顾春芳教授。顾教授在《后记》中写道：“年夏天，我初到敦煌，也初见樊锦诗。那次会面，匆匆而别，我没有想到命运会在我们俩之间安排下如此深厚的缘分和情谊，我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懂她的人’，她也成为这个世界上‘懂我的人’。”
于是，有了新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樊锦诗和双胞胎姐姐是早产儿，出生时才六个半月，她得过小儿麻痹症几乎瘫痪，遭遇过青霉素过敏，经历过父亲含冤受辱的日子，承受19年夫妻两地分居……就是这样一副瘦小的身躯，两条瘦弱的腿，她从上海走到了北京，从北京走到了敦煌。走过人生坎坷的道路，坚韧探索，一走就是50多年。樊锦诗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不仅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也创造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奇迹。
回忆过往，樊锦诗说：“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是的，在每一个荆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选择了坚守。
年下半年，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考古实习。年，大学毕业后她怀揣理想来到莫高窟工作。让她心动的是延续千年的莫高窟，光彩夺目的彩塑和壁画。然而，她却说，其实也想过离开——艰苦的生活环境让她数度不适，她想过离开。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一个在武汉，她想到爱人身边去。父亲含冤去世，巨大的悲痛和孕期不适，她想离开……但是，她已经深深爱上敦煌，想为敦煌干点事。这不仅仅是因为敦煌灿烂的文化，还有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的引领。年彭金章放弃武汉大学的工作，来到了樊锦诗的身边。这之后，樊锦诗把全部的精力投入敦煌文物保护的事业上。她一直说自己不是好妻子、好母亲，“如果没有老彭放弃自己的事业来敦煌，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坚持下来。”
年与彭金章莫高窟合影
年7月29日，彭金章老师去世。那年中秋节晚上，樊锦诗一个人在九层楼下散步，圆月之下，思念“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的爱人。
这本书是樊锦诗的个人回忆录，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樊锦诗的心路历程，也是敦煌学发展的艰辛篇章。它不同于一般的自传，书中对自己的贡献简单略过，而用大量的笔墨刻画了常书鸿、季羡林、饶宗颐、段文杰、宿白等老一辈学者，她自己的求学、工作、成长，都是在新中国文化建设这个大环境和敦煌学发展这个学术背景中彰显的。正如樊锦诗在自序中所说：“我一生的事业以及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敦煌，写樊锦诗这个人如果脱离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而只是简单重复网上多次发布的那些报道，就写不出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樊锦诗。”这本书“把我个人和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结合起来，把我对于文物保护事业的所思所想真实地表达了出来，甚至说出了我想说而说不出的话”。书中突显的一颗心、一件事、一辈子，就是热爱祖国文化事业的赤子初心，是保护莫高窟文物的使命在肩，是扎根敦煌大地的绿树长青，是青春时“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的庄严承诺。
在敦煌研究院有这样一尊雕像，一个正当青春的女孩，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背着挎包，右手拿着草帽。行走的样子朝气蓬勃。我第一次见到那尊雕像的时候，被意气风发的形象感染，敦煌研究院的老师跟我说，那是雕塑家孙纪元以樊锦诗为原型创作的雕塑作品，代表的是一代知识青年，为敦煌默默奉献了青春的青年。书中有一张樊锦诗跟雕像的合影照片，她说：“那是我的青春。”樊锦诗将最美的青春定格在敦煌。
年10月莫高窟北大实习同学合影
从北大到敦煌樊锦诗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译林出版社
第一次去敦煌是年8月，我跟着宿白先生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做毕业实习。
我们的毕业实习结束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北大提出，希望我们这些在莫高窟实习的考古专业学生毕业后到那里工作。年毕业分配，马世长和我被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第二次去敦煌，就只有我和马世长两个人。我心里知道，这一次去敦煌就不是在那里待几个月了，而是要长时间在那里生活。
火车行驶在河西走廊，经过武威、张掖、酒泉，在茫茫的戈壁中偶尔可以看到远处的绿洲，越接近敦煌就越感到荒凉寂寥。
我记得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火车抵达了柳园这个地方。当时敦煌没有火车站，离敦煌最近的就是柳园火车站。从柳园到敦煌还有多公里的路程。这段路没有火车，只能坐汽车，路途颠簸。到了柳园后，我们坐上敦煌文物研究所拉煤的卡车沿着公路继续往南，一路上只能看见一望无际的沙丘和戈壁。
卡车开进一个南北长多米、东西宽米左右的山谷时，就接近了莫高窟。等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时候，我已经是两腿发麻，两眼发晕，几乎是摇摇晃晃地下了车。这两次去敦煌，是截然不同的心情。唯一相同的是再次来到莫高窟时，我还是急切地想进洞看看洞窟里的壁画。
那时我刚步出校门，学的又是考古专业，对佛教艺术还是知之甚少。史苇湘先生第一次给我们介绍洞窟的印象还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些早期壁画狂放热烈的土红色调，唐代金碧辉煌的经变画和青绿山水，那各种各样的极富想象力的构图造型，斑斓瑰丽的色彩光影，这都是在北大上考古课时，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只要一想到，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人才能够看到这么多不同朝代的壁画和塑像，我就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喜悦。
星空下的莫高窟窟前部分舍利塔
第45窟的塑像精美绝伦，那是整个莫高窟最精美的菩萨造像。站在这些塑像前，你会感到菩萨和普通人面前的那道屏障消失了。菩萨像的表情温柔而亲切，就像是一位美好而又纯真的少女，梳着双髻，秀眉连鬓，微微颔首，姿态妩媚，面颊丰腴，双目似看非看，嘴角似笑非笑。菩萨像袒露上身，圆领无袖的纱衣，在肩部自然回绕下垂，纱衣上的彩绘花朵，色彩依旧鲜亮如新，一朵朵点缀在具有丝绸般质感的衣裙上。菩萨赤足站于圆形莲台，和那些天龙八部、金刚罗汉不同，他们仿佛就是有血有肉、有世俗感情的人。
第窟的《反弹琵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敦煌的标志性壁画，是最能代表敦煌艺术的图像。以前在画册上看到过，现在近在咫尺，感觉完全不同。画面表现的是伎乐天神态悠闲雍容、落落大方，一举足一顿地，一个出胯旋身凌空跃起，使出了“反弹琵琶”的绝技，仿佛能听到项饰臂钏在飞动中叮当作响的声音……这一刻被天才的画工永远定格在墙壁上，整个大唐盛世也好像被定格在这一刻，时间和空间也仿佛被色彩和线条凝固起来，成为永恒的瞬间。
我第一次看到《反弹琵琶》时非常惊讶。这幅壁画远比我想象的要小，但是也远比从前在图片上看到的要更加生动。这是中唐时期的壁画，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瑰宝。一千多年来，它就一直在那里，虽然窟外是自然条件恶劣的戈壁沙漠，但正是因为壁画的存在，让这个仅容得下两三人的小小洞窟显得富丽堂皇。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整个莫高窟好像是一个人类幸存的博物馆，而命运的安排，让我置身于这些伟大的艺术面前，这里的一切完全向我敞开。
这个反弹琵琶的舞女表演的是唐代的乐舞，这是最生动的一个瞬间，一个高潮的段落，少女的体态丰腴、自在优美、肌肤似雪、神情专注，轻柔的腰肢和胳膊体现了那种西亚地区女性特有的含蓄和奔放。画工的技艺高超，站在壁画前，仿佛感觉有音乐从墙体里流出来。再凑近一点看，好像能够触摸到她浑身肌肉的弹性，感受到她细微的呼吸。我们很难知道，当初是否真的有个能歌善舞、风姿绰约的胡姬作为模特，或是全凭画工离奇的想象和天才的创造。“反弹琵琶”成为大唐文化一个永恒的符号。历经几个世纪，唐代宫廷的伎乐和舞蹈凝固在了这一瞬间。还有一个个散花的天女，婀娜多姿的飞天，让我忘记了自己正身处距离北京千里之遥的大西北。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在黄昏时分去爬三危山。三危山正好面对鸣沙山崖体上的石窟，在那里可以望见整个莫高窟。我第一次看到崖体上的莫高窟的时候，那些密集的洞窟像蜂房一样错落地分布在崖面上，就好像成百上千双眼睛，每一双眼睛里都充满了沧桑和神秘。敦煌的天格外蓝，这种蓝和北京的不同，它更纯粹，更辽阔，更浓烈，不到大漠是不会知道世上有这样幽蓝幽蓝的天空的。我有时候一坐就是半天，太阳还没有落下，月亮就不知不觉升起来了，就能看到日月同辉的景象。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群
在莫高窟这样的自然环境里，我常常会想到李商隐的一句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夕阳还是那样的夕阳，只是人已不再是昨日之人，有多少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中。人其实是很渺小的，人一生中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们都只是过客。
初到莫高窟的时候，我常常想，为什么在被世人遗忘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为什么敦煌仿佛被遗弃在此长达几个世纪？这些由壁画和彩塑营造而成的佛国世界曾经是什么面目？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在这个丝绸之路曾经的重镇，莫高窟担负着什么使命？那些金碧辉煌的壁画和彩塑，究竟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是什么人画的？这些洞窟最初是谁建立的？以后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她又是怎样湮没在了历史的记忆中？一千多年前的画工究竟是怎样一笔一笔创造出这样一片绚烂的佛国世界的？第窟的那尊坐于双狮座上的交脚弥勒菩萨，半裸上身，三珠宝冠、三角靠背的形制分明是犍陀罗艺术的风格；第窟赤足踩莲的胁侍菩萨面相丰圆，胸部夸张，这俨然是印度的造像艺术风格；第窟的藻井图案是八瓣重层的大莲花，圆形莲花中心有三只旋转飞奔的兔子，这究竟来自何方……这些问题每天都萦绕在我的心头。
所有种种，都在向我传递着一种强烈的信息，那就是敦煌的空间意义非同凡响，这里封存的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奥秘，这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宝库。也许，我倾注一生的时间，也未必能穷尽它的谜底。
年5月19日，樊锦诗用紫外线灯在窟调查壁画题记。
光阴荏苒，没有想到如今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个世纪。我也没有想到，我原本应该承担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竟然长期未能交卷，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到了21世纪初才出版了第一卷，现在还在继续编撰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一项重要而巨大的工程，也是我难以忘怀的重任。在我有生之年，将遵循北大师长的教诲，为此继续努力。
来源：北京日报·副刊
作者:黄鲁
摄影:图片提供：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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