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行简的天地阴阳合欢大乐赋之所以能重

到敦煌莫高窟之后，我就来到了党河对岸的塔林，即僧人和道士的墓塔之地。其中有一座墓塔较为高大，赫然醒目。塔的背面有一篇铭文，一看，原来此塔是闻名于世的王圆箓的墓塔。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一文以愤慨而辛辣的语言嘲笑了这个王道士。说实在，读完余先生的这篇文化散文，我的心中怒涛澎湃，恨不能通过时间机器穿越时空，手持宝剑削掉王道士的狗头。这个文盲将大量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献、文物几乎白白送给了所谓的“洋玄奘”。

但读过铭文之后，我觉得余先生不太厚道，只说了王道士的错误，而没有说他的伟大贡献。王道士的老家本是湖北麻城，因为饥荒，背井离乡，在酒泉当了道士。随后又流浪到敦煌，于是在莫高窟修建了太清宫，准备一生在此修行。当时的莫高窟已经被世人忘记，多年来无人修缮其中的建筑，也无人加固其中的洞窟，任凭流沙侵袭。而就是这么一个卑微的道士，用了毕生的精力，募捐到20多万两银子，全部用于修复莫高窟。可以说，如果没有王道士的虔诚信仰、坚韧毅力、大公无私和献身精神，我们看不到今天的莫高窟。

当然，那20万多两银子里面也有“洋玄奘”的“捐献”，而中国付出的代价就是：数以万计的敦煌文献和文物被运至欧洲，以至于今天我们中国人研究自己的文化，还不得不借助微缩胶卷，原物永远珍藏在外国的博物馆。

但我现在并不会像余先生那样责斥王道士了。我觉得珍藏在外国博物馆非常保险，因为不少文献和文物在后来运往京都的路上，被地方官员层层侵占，那些侵占的文物而今何在哉？我相信，被这些官员留下的文物一定是敦煌中最精粹的，因为中国官员都曾饱读经书，比外国学者更懂得中国文化的价值，更有鉴赏能力。但这些文物而今何在哉？至今并没有看到它们的踪影，其中可能改写中国历史的信息已经永远地消失在浩渺无边的时间里，再也不能重现人世了。故此，余秋雨先生悲愤填膺：“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①

我不惮有些人责骂，我可以直率地说，从保存中国文化的意义上来说，我要对那些外国的学者如俄国科兹洛夫、英国斯坦因、普鲁士王国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法国伯希和、芬兰曼涅尔海姆、俄国奥登堡、日本大谷光瑞等人表示一定的敬意，因为他们热爱中国文化，所以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让中国数不清的古代珍贵文物入藏于各个国家的图书馆或博物馆。我庆幸敦煌藏经洞的文献和文物，有相当一部分逃过了中国官员的魔爪。

比如白行简的《天地阴阳合欢大乐赋》之所以能重现人世，就是伯希和的功劳；②如果中国官员侵占到此原件此赋，肯定会认为是诲淫诲盗之邪书加以焚毁的。此赋的原件原藏于鸣沙山石窟，现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此乃幸事也。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是中国的《爱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有关生理学、性科学的大赋。退一步说，即使伯希和没有“窃盗”，此赋也极有可能不能留传。为什么？因为到了宋代，“灭人欲，存天理”，儒家理学大兴，唐代大量的有关性爱、色情方面的诗文绝大多数已经被删除、焚毁了。以此推理，《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游仙窟》《神女传》等敦煌写本必将难免不测。关于此赋的史料、文学、社会风气、观念诸多方面的研究，我无能为力，也无兴趣，只好选译几段，让读者欣赏、体味。

夫性命者，人之本；嗜欲者，人之利。本存利资，莫甚乎衣食。既足，莫远乎欢娱。至精，极乎夫妇之道，合乎男女之情。情所知，莫甚交接其余官爵功名，实人情之衰也。夫造构已为群伦之肇、造化之端。天地交接而覆载均，男女交接而阴阳顺，故仲尼称婚姻之大，诗人著《螽斯》之篇。考本寻根，不离此也。遂想男女之志，形貌妍媸之类。缘情立仪，因象取意，隐伪变机，无不尽有。难字异名，并随音注，始自童稚之岁，卒乎人事之终。虽则猥谈，理标佳境。具人之所乐，莫乐于此，所以名《大乐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