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下的古史研究史料的发现与整理

新时代下的古史研究——史料的发现与整理

引言

在清末至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史学界发掘和整理了许多新史料，这些新史料：一是殷墟的甲骨文字；二是敦煌和西域各地的汉晋简牍；三是敦煌石室的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是内阁六库的书籍档案；五是古代汉族以外的各族文学；六是吉金文字；七是新郑、洛阳、安阳、寿县、滕县等地发现的铜器群；八是史前遗址发掘和新旧石器时代的地下遗存及猿人头骨、牙齿等发现。这些史料的发现与整理对深入开展古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一、敦煌和西域各地汉晋简牍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年，中外人士到西域考古、探险络绎不绝。当时，探险队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居多。年到年间，英属印度政府派遣匈牙利人斯坦因Afein曾至我国西北考察四次，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及甘肃敦煌长城遗址等地，掘得壁画和简牍，并在敦煌千佛洞石室中索取了许多石室藏书和古代艺术品，编有《和阗沙埋废迹记》、《古代和阗考》、《西域图考》、《千佛洞记》等书。自从斯坦因开辟了我国西北考察的端绪，各国学者接踵而来，德人勒柯克Avonlecog、法人伯希和p.petiot、俄人科智洛夫P.K.Kozlofg、日人橘瑞超、大谷光瑞等都曾组织了考察团或探险队到西北进行发掘，各有大量收获，并编著了各种旅行记录和发掘报告。

斯坦因在中国西北所得的大量汉晋简牍，法国汉学家汉畹曾编为《斯坦因所获中国简牍考释》一书，共收简牍九百九十一片。后来，罗振玉、王国维从其中择取五百八十八片，编为《流沙坠简》三卷、《考释》三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这些简牍，是研究汉晋历史最宝贵的史料。

二、敦煌石室的六朝唐人卷轴

敦煌石室在敦煌鸣沙山的石窟寺中，室内藏有很多六朝唐人所书的卷轴，室外饰以壁画。年，斯坦因至敦煌，贿买该寺王道士，骗去写本二十四箱、美术遗物五箱。年，斯坦因再次去敦煌，又骗去五大箱。两次所骗，当在七千卷以上。继后，法国伯希和也去敦煌，复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批卷子，返法时路经北京，始为中国学术界所闻，罗振玉、李盛铎等乃请示学部，把所余敦煌卷轴运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陈垣编有《敦煌劫余录》六册，凡得八千六百七十九号，胡鸣盛检阅未登记的残叶，又编成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共为九千八百七十一号。其余多散在私人手中。

敦煌石室的卷轴、佛典约居百分之九十五，其余若经、史、子、集之佚著作、杂曲子和唐人通俗小说，也各有若干种。其中还有景教经、摩尼教及古梵文、古波斯文、突厥、回鹘文字所写的卷子。这些珍贵的遗物，对于史学、文学、宗教、美术以及文字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三、内阁六库、军机处所存档案的整理

内阁是明清两代政令的中枢，到了清朝雍正以后，权力才为军机处所掌握，所以，它所存的旧档，大部分是明末清初的遗物。《内阁六库档册》载其所藏分存礼、乐、射、御、书、数六库，前四库为档案，后两库多为典籍。档案可分三类，一是明档，二是清档，三是清盛京旧档。年，六库屋损坏，乃以所藏移于文华殿两庑，张之洞奏请以书、数两库藏书，成立学部图书馆，礼、乐、射、御四库的旧档，则分存于国子监南学和学部大堂后楼。年，两处所藏档案，又由历史博物馆移存于端门门洞中。年，该馆因经费困难，把较破碎的档案十五万斤，售于同懋增纸店为造纸原料。罗振玉将原物买回，售于李盛铎，李又售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成立了明清史料编刊会，编有《明清史料》三集。其历史博物馆所存档案的较完整部分，年移存于北京大学，整理后曾出有目录一巨册，又编有《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

军机处是清雍正以后政府实权所寄的地方。年，故宫博物院将所藏档案移存于大高殿中，择其重要的加以整理，刊有《掌故丛刊》十册；后又易名为《文献丛编》，更将其性质相近的编为专刊，如《三藩史料》、《文字档案》诸书，而以外交史料最有价值，计有《嘉庆朝外交史料》六册，《道光朝外交史料》四册，《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八十八卷、四十四册，《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二十二卷、十一册，《清宣统朝中日外交史料》六卷、三册。

四、古代汉族以外的各族文字

古代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多曾自制文字。这些文字的石刻，散布于东北和西北各处，元代曾略有发现，明代修有《华夷译语》，为翻译女真、蒙古等族语文的一种珍品。清光绪十五年，俄人拉特录夫访古于蒙古，在和林故城以北，访得突厥阙特勒碑、苾伽可汗碑、回鹘如娃可汗碑三种，突厥二碑都有汉、突厥两种文字，回鹘碑并有栗特文字。光绪末年，英、法、德、俄四国探险入新疆，所得各族文字写本很多，除有梵文、结卢文、回鹘文即维吾尔文外，还有栗特语、吐火罗语和东伊兰语。

年，俄人柯智录夫大佐曾于甘州古塔中得的西夏的文字，内中有叫做《掌中珠》的一种，是西夏图书的译语。以后，元代所刻的河西文即西夏图书大藏经，也相继在北京发现辽、金的文字。年到年两年间，东北军阀汤玉麟曾在热河发掘辽圣祖、兴宗和道宗三人的陵墓，得哀册石刻十七石，运回沈阳居宅，全毓黻据之撰有《辽陵石刻集录》，女真图书以后也曾发现数石，均为汉文与女真文并刻。上述各族文字的出土，为史学工作者研究我国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五、罗振玉对古文字学的贡献

罗振玉，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整理和刊布了大量古文字的原始资料，抢救并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

罗振玉治学时代，是各类历史文物特别是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实物资料大量出土问世的时代。但由于古物埋葬多年，质脆易碎，出土之后，一般人不知贵重。西方学者乘机掠夺，散失甚多，往往是“出土之日即澌灭之期”。罗振玉有见于此，便不遗余力地汲汲蒐求。以殷墟甲骨为例，罗氏继王懿荣、刘鹗之后，广泛搜罗，不但尽得京津厂肆所有，还特地遣人专程赴安阳采掘购求。数年之间，即得甲骨三万余片，远非王、刘所可及。其他如金石骨器、拓本、经籍、碑刻墓志，乃至往昔以为不详之物的明器，一向不为人们注意的封泥陶范等，罗氏都孜孜以求，视为至宝。当时，罗氏以收藏名扬海内，其天津嘉乐里收藏，除殷墟甲骨外，更有古器物数千器，魏晋以降碑志数十石，金石拓本及经籍各数万种，搜罗可谓宏富了。

可贵的是，罗氏并不象某些人那样，以个人的私藏鉴赏为目的，而是以“传古”为已任。每当器物到手，他便手拓临摹，择其尤而罕见者，编次成书，尽快刊布，“与海内方闻硕学之士共论定之”。辛亥革命后旅居日本，即着手传印甲骨文字的工作。短短几年内，便先后出版了《殷墟书契》即前编、八卷，年，《殷墟书契菁华》年，《铁云藏龟之余》年，《殷墟书契后编》二卷，年四种。著录甲骨三千四百余片。回国后，又用心收集国内各藏家的拓片，共得三千多纸，于年印成《殷墟书契续编》六卷。以上诸书，集中了年以前小屯出土的许多重要的甲骨文字，其中精品甚多，是治甲骨文以及商史者必备之书。

青铜器铭文的搜集和刊布也是罗氏用力最勤的一个方面。清末民初新出铜器及前代藏家之不能守者，大多归于罗氏。他先将自藏之器影印为《梦了草堂吉金图》三卷，年他还选取前人没有著录的二千四百二十七器的拓片，先后摹印为《贞松堂集古遗文》正编·续编·补编，至年。因该书出于摹录，虽刊初学，尚不便于研究。故罗氏晚年又总括古今所有铜器铭文，无论已著录或未著录的拓本，编为《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年，影印行世。这是一部集大成的巨著，学者据以考索青铜器铭文的原始材料，便可尽览无遗了。

甲骨文、金文以外，罗氏还旁及简牍、石刻、货币、玺印、匋文、碑帖等等，举凡古文字学范围内的一切方面，几乎都被他注意到了。罗氏在《集蓼编》中自述其刊布书籍的经过时说：“遂以一人之力编次生平所欲刊布之古籍，并著录所见所得古器物墨本，次第刊行，先后得二百五十馀种九百余卷，撮其序跋为《雪堂校刊群书叙录》。”王国维旅日时也曾参加这项工作，他为此书写的《序言》详细记述了罗氏致力于古籍刊布的情况，说罗氏“以学术为性命、以北古器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举力之所及，而唯传古之是务”。为了“传古”，“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诸凌杂繁缛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音”，罗氏皆不惮其烦，亲自为之。

王氏这篇序言作于年，可算是罗氏早期工作的总结，此后二十余年，罗氏在这方面还继续做了不少工作。罗福颐总结乃父一生著述时，说他“自旅东以迄居辽，校刊书凡四百余种。”郭沫若对罗氏在这方面的贡献也作过比较公允的评价，他认为“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还有他关于金石器物古籍佚书的搜罗颁布，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莫大的财力才能办到的。”

罗振玉对于古文字的贡献，不独保存并传播了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使后学者有机会接触并加以利用；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通过罗振玉的努力，使这些新发现的资料除了具有一般文物的价值之外，还具有学术的价值，从而把古文字学这门学问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罗振玉对甲骨文的研究便是最突出的例证。

首先发现并收集甲骨文的金石家王懿荣，未见有甲骨文的著作传世。年刘鹗编印《铁云藏龟》时，只能辨认极少数的甲骨文字，根本谈不上对卜辞内容的理解。年孙治让作《契文举例》年刊行，虽然比刘鹗高明得多，也不乏精到可取之论，但书中谬误者十之七八，而且是者与误者常常交结，混在一起，依然读不通几条卜辞。真正对甲骨文作全面系统的研究而且有重大建树的是罗振玉和王国维。

罗振玉于年所作的《殷南贞卜文字考》，分考史，正名、卜法、余说四项加以论述。篇幅虽然有限，但考证详核，创获良多，已远远把刘、孙两人抛在后面。此书不仅考定甲骨出土地为安阳小屯村，即为殷墟，考定“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而且在考释文字方面，既注意与古文、籍文、篆文作比较，与金文相参证，又注意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尽力识别异体字，阐明文字演变的渊源关系。罗氏考释甲骨文，既谨慎又大胆，其独见卓识常令人叹服。在本书中，他不仅考释出了二、三百个单字，而且，一些关键性的字，如贞、王、只获，已、壬、《等也被突破。经此努力，许多卜辞也就粗粗可以通读了。

四年之后，罗振玉在日本又把他历年来的研究成果写成《殷墟书契考释》二卷永慕园石印本一册。罗氏作此书时，“日写定千余言”《集蓼编》“发愤键户者四十余日，遂成考释六万余言”自序。全书分八章：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秩序井然，洋洋大观，内容比《殷商贞卜文字考》增加了好几倍。此书对甲骨文作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和论述，为后学者从各方面研究甲骨文开辟了途径，奠定了基础。其中“文字”部分考释出单字近五百个，更是为日后字典的编纂创造了条件。经过他的努力，能通读的卜辞也大为增强。书中将卜辞分为几类，列举卜祭者三百有六，卜告者十有五，卜禾者二十有二，卜风雨者七十有七，共七百六十六条卜辞年增订时又增杂卜类，所录各类卜辞达一千二百零四条，大体上弄清了卜辞的基本内容，为日后对卜辞作分类研究打下了基础。对于《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在考释甲骨文方面的贡献，郭沫若作了充分的肯定，说它“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读甲骨者固然能不权舆于此，即读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王国维更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对此书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三代以后言古文字者，未尝有是书也”初印本《跋》，又说“此三百年来小学之一结束也”，“后之治古文者于此得其指归，而治《说文》之学者，亦不能不探源于此”增订本《序》。易言之，此书为有清一代“小学”之一总结，它标志着以《说文》为中心的“小学”的结束，代表着一个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为研究中心的新学科正在兴起，实在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罗振玉在古文字研究的贡献还在于对王国维的治古文字的提挈和帮助上。王国维之研究古文字，与罗振玉有很大关系。王国维早年兴趣广泛，哲学、文学、诗词、戏曲无所不为，但对古文字的研究是存在隔阂的。年，王国维随罗振玉到日本，受到罗振玉的启发和鼓励，于是“屏平日所学以治国学”，开始致力于古文字学的研究。这时，罗振玉不独供给王国维物质上的需要，在古文字资料和治学方法上也尽了无私的帮助，并赠给他许多有关经史考证的常用书籍。王国维自己也说：“国维东渡后，时从参事指罗振玉，曾任学部参事问古文字之学，因得尽阅所藏拓本。”所以，王国维在几年之中先后完成了《简牍检署考》、《国朝金文著录表》、《生霸死霸考》、《古礼器略说》、《史籀编疏证》等重要论著。后来，王国维在古文字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成为古文字研究的大家，都与罗振玉随时提供资料与启导鼓励分不开的。

结语

罗振玉的古文字研究对后学影响很大，就连被评为“异军”的郭沫若，也不能不受他的滋润和影响。年，郭沫若在日本初次接触甲骨文时，对于没有释文的拓片感到一片墨黑而无从下手，是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这部书郭沫若认为此书是王国维所作，才使他找到了门径，解除了甲骨文的神秘。郭沫若的第一部古文字专著《甲骨文字研究》就是以罗振玉的《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三卷，《殷墟古器物图录》一卷，附《考阅》、《梦邦草堂吉金图》三卷，续一卷、《殷文存》上下卷作为重要的参考书。郭沫若的其他一些古文字著作，也常把罗振玉的古文字研究作为基础或起点。如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中将卜辞按内容分类进行叙述，郭沫若则从已著录的卜辞中精选八百片，分类排列，逐片考释，编成《卜辞通纂》，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