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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价值珍稀却又命运多舛。在其多年的历史上,有辉煌有沉寂,也有过一段“吾国学术之伤心史”——近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今天,敦煌莫高窟保护管理、旅游开放经验典型案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莫高窟以非凡的远见,展示了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护遗产地的价值,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

从“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典范,70多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缘于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的扎根大漠、薪火相传、精心守护,他们择一事、终一生,为包括莫高窟在内的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称号。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70余年不间断的接续奋斗,使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可能,也铸就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坚守大漠,只因情怀炽热

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大泉河西岸的断崖上,经过公元4至14世纪多年的营建,形成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敦煌莫高窟,后因明朝嘉靖年间封闭嘉峪关,敦煌百姓东迁关内,莫高窟近年间处于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境况,神圣的佛教艺术殿堂变成了破败不堪、满目疮痍、病害频生的废墟。直到年,藏经洞被王圆箓发现,让沉寂的莫高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但同时也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外国列强劫掠,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年秋的一天,留学法国的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方知在祖国内陆大漠深处有个地方叫敦煌,在敦煌莫高窟还保存着如此精美绝伦的古代壁画和雕塑,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年,常书鸿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祖国。年,在于右任、向达、徐悲鸿、张大千、高一涵、梁思成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由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敦煌莫高窟近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也由此结束。

此后多年,无论经历怎样的坎坷挫折,常书鸿都没有离开敦煌。他带领为敦煌而来的一批有志青年克服和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竭尽全力开展窟内窟前积沙清理、洞窟测绘照相、洞窟编号、内容调查、壁画彩塑的临摹复制及补修等工作,开创了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事业,为以后敦煌文物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此,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敦煌守护神”。

年,段文杰历经波折终于到达心中无限向往的敦煌莫高窟。放下行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洞窟,一口气看了几十个洞窟,“真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精神上饱餐了一顿。我没有在哪个地方见过这么多的古代壁画珍品,我被这些绚丽精美的作品深深打动了,我忘记了一切”。

“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原本只打算看一眼,寻找一条艺术道路的段文杰,面对莫高窟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决定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交给它,“虽然曾经遇到过一些困难,但我终于坚持下来,并且从不后悔”。作为敦煌壁画临摹事业的开拓者和领路人,段文杰为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的开拓与发展,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被誉为“敦煌艺术导师”。

  70多年来,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几代敦煌人扎根大漠,精心保护和修复敦煌石窟珍贵文物,潜心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艺术,努力探索推进文化旅游合理开发,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上图为年6月2日,常书鸿在莫高窟第窟临摹壁画;中图为年7月20日,段文杰在莫高窟第窟甬道临摹壁画;下图为年5月19日,樊锦诗在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修复现场检查工作。敦煌研究院供图

敦煌如一块磁石,不仅吸引了常书鸿、段文杰的到来,也吸引了各有所长的年轻人从天南地北陆续而来,史苇湘、欧阳琳、孙儒僩、李其琼、李云鹤、李贞伯、万庚育、关友惠……那时的莫高窟,荒芜凋敝、飞沙扬砾、交通不便、无水无电、物资极端匮乏,可是那样一座宝藏啊,穷尽一生也看不够、钻不透,一颗颗年轻的心如火一般炽热,完全忘记了生活的困苦艰难。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初到这里时,一边为恶劣的生存条件而震惊,一边被莫高窟的美所震撼。这位大城市来的小姑娘,胆战心惊爬上颤颤巍巍的“蜈蚣梯”,为少上厕所不敢多喝水,在窟里一待一整天。樊锦诗说,莫高窟有种“魔力”,正是这种“魔力”吸引她告别恋人、告别城市,一天天、一年年地与洞窟做伴。转眼半个多世纪,青葱一样的岁月溜走了、全力支持自己的爱人离世了,只余白发满头、腰背佝偻。那不言不语、看了50多年的洞窟,却仍看不厌。“国家把你培养出来,你怎么报国?就是要去做实际的工作。我爱敦煌,离不开敦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改革开放为敦煌研究院带来全新气象,许多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从四面八方来到大漠深处。

敦煌研究院第四任院长王旭东第一次到莫高窟时,对它一无所知。傍晚,当他散步到九层楼附近时,万籁俱寂,一阵风吹过,九层楼的铁马叮当作响。那一刻,是做水利工程师还是石窟保护者的纠结烟消云散。他想,就这样吧,就这里吧。后来,“理工男”王旭东以自己的理性冷静为敦煌作出自己贡献的同时,也越来越感性地表达出对那些“石头和泥巴”的无限热爱。从敦煌莫高窟这座灿烂的文化宝库中,他感受到渗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力量。

第五任院长赵声良读大学时,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段文杰谈到敦煌缺乏青年人才的消息,就决心去敦煌。年,赵声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直奔敦煌。后来他在日本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又一次选择了敦煌。这一切,就是为改变当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贡献一份力量。

正是因为这份炽热情怀,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代代相传、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大漠,为守护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而殚精竭虑。

甘于奉献,只因爱得深沉

一个人能找到终身奋斗的目标,是幸福的。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初,那些大多从城市来到大漠的青年画家、学者,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恶劣的沙尘天气、缺水缺电缺生活必需品,极端贫瘠的物质条件,似乎在考验他们的忍受极限,一天只能吃两顿饭,洗澡简直太奢侈,就连报纸送到他们手上的时候也已成“历史”……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无疑很苦,可是在他们眼里,对大漠深处的数十年并不感到煎熬,而是甘之如饴。

条件有限,坐以待毙吗?怎么可能!书生们很快变得人人能文能武、个个身怀绝技:画家临摹时学会了就地取材自制颜料;考古组的人学会了腰系绳索打秋千似的悬空作业;保护组的人加固壁画时学会了抡大锤打钢钎;搞雕塑的专家临摹到兴奋处一把抓住路过的人,不管对方听不听得懂,手舞足蹈讲述窟中彩塑之妙;靠镜子反光借着窟外光线作业的人们工作到忘情时,川剧、秦腔、民歌、小调声从一个个洞窟里传出;夜晚,资料室的煤油灯擦得锃亮,被称为“活字典”的史苇湘早已入座随时待大家“查阅”……

一幕幕,似乎仍然看得见、听得到,莫高窟人在保护、研究、弘扬祖国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孜孜不倦,乐此不疲。

当然也有无奈:有的常年夫妻分居,来回奔波几千公里,一年也只能见一两次面;有的上洞窟时,只能把无人看护的孩子用绳子拴在宿舍;有的常年不能照顾父母,甚至连父母临终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有的把孩子留在老家无暇顾及……他们也曾彷徨,也曾流泪,也曾有过想要离开的念头,可是,对敦煌文化艺术的眷恋,促使他们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甘于奉献的英雄群体的不离不弃,才有千年莫高窟的光彩重现。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李萍参加工作近40年,入职的那一天,已成为她生命中的重要纪念日。她每年都会在那天沿着最初走进莫高窟的道路安静地走一走。对她来说,莫高窟是一个“看了无数遍、讲解了无数遍,仍然不厌倦”的精神故乡。

为拍好一束光,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主任吴健千百次地尝试,当终于拍到让自己满意的那束静谧安详的光时,吴健心中的角角落落也似乎被照亮。就是这样,就是这里,在敦煌,甘心如荠。

为画好一条线,敦煌研究院艺术研究部部长娄婕经历了一段长长的历程,先是不甘做一个“临摹匠”,后发现即使临摹好壁画上的一条线都非易事。当她终于顺滑流畅地画出那条线时,她再也不为是努力创作还是日复一日临摹前人壁画而苦恼。

学考古的王娇,年从中山大学硕士毕业后来到莫高窟,大好青春年华与洞窟做伴,却不觉得苦。“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耐心细致的指导,使她感到“收获的不只是考古知识内容,还有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一丝不苟带来的深深触动”。

“90后”王嘉奇,自从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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