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这几天,三星堆考古火到不行。全国人民都变成了考古迷,天天看现场直播,不可自拔。酷似“方向盘”的三星堆太阳轮;

撞脸“愤怒的小鸟”的商代青铜鸮卣;

好家伙,这哪里是文物出土现场啊?这分明是大型“拆盲盒”现场好嘛。既诡异,又透露出一点点好笑的气息,这些文物让三星堆彻底爆红,霸屏了微博的热搜。

要知道中国地大物博,不仅四川三星堆留存了许多文物,远至极北,深入大漠,在九百六十万公里的土地上,老祖宗留下许多宝贝。这些宝贝之所以能在今天重见天日,更少不了一群默默无闻的“国宝守护人”。

这是一个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这里黄沙漫天、风尘滚滚,荒芜的沙漠让无数科研人员在这里失踪,几乎每隔几年,就能在这里发现大量不明身份的干尸。

这就是位于大西北深处的罗布泊。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诡异的失踪事件让人们对它避之不及。然而,在这片“生命禁区”却常年驻守着一支巡逻队。在罗布泊的西北处,是著名的楼兰古城,古城里的壁画吸引了不少盗墓贼,为了防止盗窃,这支巡逻队就担负起了守护古城的重任。

这是一支仅有四人的巡逻队,他们中有两个70后,两个80后,干得最长的,是四十多岁的李朋飞。从壮年到中年,李朋飞这一守,就是12年。

难以想象,一个人在荒漠里一待就是小半年,身边没有一个人与自己讲话。等出去了,有人跟自己说话时,李朋飞却张了张嘴,一句话也不会说了。

再后来,随着崔有生、杨俊、高礼涛的加入,李朋飞终于有了伙伴,这个保护站逐渐壮大成四人小队。他们每天的工作,是沿着“死亡之海”罗布泊,到30公里外的楼兰文物保护站巡逻,刚开始没有车,他们只能徒步行走在荒漠中巡逻。政府好不容易给他们配了摩托车后,他们每天巡逻的时间大概也要5、6个小时。

有一年夏天,李朋飞巡逻时,摩托车在沙漠里爆了胎。白天的罗布泊,在地上放个鸡蛋都能立马烤熟,李朋飞只好丢下摩托车,找了个古墓躲进去,一直到晚上10点。从古墓出来,没有手电,没有摩托车,李朋飞愣是靠着两瓶矿泉水,走了7个小时,才回到工作站。

队里除了四个人,还有跟着他们的狗。漫长的守护岁月里,狗成了他们最亲的“家人”。但他们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因为在跟着主人巡逻的路上,常常走失在荒漠里,被风沙掩埋,尸骨无存。

遥远荒漠的沙堆里,藏着无数条“无名狗”的尸体。每次巡逻几乎都九死一生,他们的收入却并不高。“工资从最早的元涨到现在的元,现在县上财政每个月再补贴元。就这些了。”崔有生说。

崔有生也曾想过放弃,可是当看到古城里被盗墓者盗去的壁画时,他就下定决心,不管钱多钱少,要为楼兰古城守一辈子。“如果没什么意外,这辈子就在这了。”这个黝黑的汉子,眼里全是光。

守护文物的使命向来沉重与艰辛,但在中国浩瀚的历史中,仍然有无数人愿意为了保护文物前仆后继,甚至献出生命作为代价。

年,紫禁城建福宫起火,烧了一整夜,把尊金佛、件历代名人字画、件珍稀古董、数万册内府古书,全给烧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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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决定“废物利用”,下令内务府把火中灰烬卖给城里的金铺,最终以50万元的价格,把老祖宗的几千年的积蓄给全卖了。

九一八事变后,清朝倒台,溥仪溜之大吉,国民政府不忍文物再遭破坏,决定将文物南迁,这件事情,在当时遭到了空前的反对。将军李左翔趁火打劫,想着拍卖文物,换钱购买架飞机,日本人也对文物虎视眈眈。

可易培基院长却站出来了:“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政府才决定这把故宫文物分成箱,赶在了卢沟桥事变前兵分三线南迁。

南迁的路线分为南北中三线,其中北线是最辛苦的,大家都以为翻越了米高的秦岭,过了大巴山,躲过了飞机炮弹轰炸,文物就安全了。没想到,北线文物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年,四川峨眉县城里的文物在武庙里待着,可是一家烟馆里,有人把未熄灭的烟蒂丢在床上的谷草堆,鸦片馆里的瘾君子们只顾着自己逃跑,无人救火,导致鸦片馆的火引向了旁边的菜油店。

火势越来越大,就快烧到了文物的存放处,可却没有水源来熄灭,这时,那志良却站了出来,他当机立断选择拆房来阻止火势的攻击。村民们也没有丝毫犹豫,纷纷加入到“拆房行列”中,把自家房屋全拆了,就为了能保护武庙里的文物。

这场来势汹汹的火灾中,有户房子被烧毁,受灾人数达到了人,西门二十多户民众一起配合警察拆除房屋,这场火灾中烧死了9人,还有两个警察失踪在了这片火海中。

可武庙里那箱文物,却丝毫未损。

除了火灾,这些文物经历了多少颠沛流离,已经说不清了。

走陆路时,汽车在大雪中翻越秦岭,几次险些滑入山涧;水运时纤绳断裂,小船被卷入急流,差一点倾覆;路过的地方,上一刻还是避难所,过后不久便遭轰炸。

即便如此,那志良和他的伙伴们保存的一万多箱各类文物,基本没有丢失和损坏,简直是奇迹。

这场横跨上万里的文物保护旅途,历时十六年,终于在解放战争后迎来了胜利。万件文物,现在正完好无损地存放在故宫博物馆中。

玄色曾在《哑舍》中写道:

“到底一个民族,是要落魄到何种地步,才会被迫做出如此声势浩大的文化迁徙?到底要什么时候,这些珍品才能免于被蒙尘,重新擦拭一新地摆放在展台中被人膜拜观赏?”

今年是故宫文物南迁88周年,故宫博物馆中万件文物能重新摆放在展台中,不就是前人们历经十六年文物南迁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吗?

英雄已逝,但文物犹存,保护文物的使命仍在接力,文物也依然在向我们诉说着一代又一代属于中国的记忆。

抗日战争时期的故宫文物南迁中,还有一个人尽管不是南迁人员中的一员,但他为文物所做的牺牲与付出,一点都不比他们少。

他就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

(张伯驹年轻时的照片,感觉长得有点像赵文卓)

年,恭亲王之孙爱新觉罗·溥濡,以一万大洋的价格,把唐代名画《照夜白图》贱卖给了日本人。张伯驹听说此事后,痛心疾首,所以在溥濡准备卖掉《平复帖》的时候,他就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作品买下来。因为他不想让这幅被中华收藏界称为“中华第一帖”的作品,再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照夜白图》韩干真迹)

辗转三折后,张伯驹才以4万大洋的价格向溥濡买下了《平复帖》,日本人听说后,想以20万的价格买下文物,但张伯驹却拒绝了。

(《平复帖》陆机真迹)

许多人都对张伯驹珍藏的国宝虎视眈眈,于是年上海,准备去银行上班的张伯驹被特务组织绑架了。这些特务组织的靠山,正是日本军方。

绑匪们向张伯驹家人索要赎金,太太潘素担心他的安危,都要急疯了,可他却对太太说:“我死不要紧,字画一张都不能动,尤其是《平复帖》,如果它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那我不就是千古罪人了吗?”

和绑匪对峙了八个月后,绑匪才最终妥协,太太四处借款,都快把腿跑断了才以40万的赎金,赎回了张伯驹。

这次的绑架并没有吓退张伯驹,反而更坚定了他保护文物的内心,日本战败后,唐代画祖展子虔的作品《游春图》流连在外。

(《游春图》展子虔真迹)

张伯驹得知后,马上建议故宫博物馆收藏,但博物馆这边经费不足,难以买下《游春图》。

为了筹齐字画定价的两黄金,张伯驹直接卖掉了15亩宅院,还当掉了太太的陪嫁首饰,说是散尽家产,一点都不为过。南京总统府张群秘书曾想用两黄金,向他买下《游春图》,但也被张伯驹拒绝了。

直到解放战争后,张伯驹才先后把《游春图》和《平复帖》等22件国宝级文物,以捐赠的形式送回了故宫博物馆。

年,他又把自己之前散尽千金所得的所有藏品捐给了吉林博物馆。故宫还曾奖励他20万元,但被他一口回绝了。

张伯驹为什么愿意散尽家产为国家文物奉献呢?答案藏在他曾说过的话里:“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在漫长的文物守护长河中,无论是战乱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总有人前赴后继,甘愿为之献出青春,献出生命。

当时间来到二十世纪,有一个女人的名字,值得所有人铭记。

她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樊锦诗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年毕业实习的时候,她被分配到了自己之前一直向往的莫高窟,而恋人彭金章则被分配到了武汉。

来到敦煌实习后,她发现这里和想象中“诗意般”的大漠孤景完全不一样,这里黄沙漫天、环境恶劣,睡觉只能睡土房里,吃饭只能吃“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白菜片),而且一天只能吃两顿。

甘肃的村庄不通电,如果晚上想上厕所,必须要打着手电筒跑到离住所很远的地方上厕所。由于没有井水,他们只能喝盐碱水,适应不了当地气候,还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再加上营养不良,还导致她晕倒在办公室。

恋人彭金章来村庄里看她,看着眼前瘦弱不堪的樊锦诗,彭金章心疼不已,但樊锦诗却拖着病痛的身体带他去爬了鸣沙山、领略了大漠的风景,眼里和嘴里全是敦煌美景,对艰苦的环境只字不提。

见君一日终有一别,老彭只待了八天就要回武汉工作了,樊锦诗去送他,老彭拉起她的手,轻轻地对她说了一句:“我等着你。”谁知道,这一等,就是几十年。

命运总是捉弄人的,第二年阴差阳错下,樊锦诗又被分配到了莫高窟,父亲心疼女儿,本打算写信给校领导请求改派,但樊锦诗并没有把信交上去。

因为她觉得,只要是国家需要,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更重要的是,她对莫高窟里的壁画念念不忘。所以她和老彭约定,三年之后,等她看完了莫高窟的壁画雕像,就回武汉和他结婚。

收拾好东西后,她就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甘肃,又坐了公里的车,才最终来到了敦煌。安顿下来后,樊锦诗便开始跟着前辈们临摹学习,白天在窟里临摹,晚上还要在宿舍反复练习壁画和书法,而且她还要阅读大量关于敦煌壁画的史料书籍。

她越来越沉迷在敦煌壁画的探索中了,她认为在这里工作是她人生的一种幸运,所以三年后,她食言了,没有回武汉和老彭团聚。

直到年休探亲假回武汉的时候,她才和老彭在武汉大学的宿舍举行了简易版婚礼,只可惜,这次的相聚并没换来两人的长相厮守,此后两人开始了十九年的分居生活。

也就只有极致热爱敦煌壁画的人,才愿意克服与亲人的分离之苦,在莫高窟里坚守整整57个年头。

这些年,一直有旅游公司想和莫高窟一起开发商业化模式的旅游,却被樊锦诗极力阻拦,她害怕过度开发和商业化会破坏莫高窟里脆弱的壁画。

但这样的话,莫高窟是无法盈利的,有人问她为什么有钱都不赚?她却说出了和民国公子张伯驹一样的话:“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在豆瓣高达9.4分,许多人都被里面一个个浪漫而生动的国宝形象打动,国宝的“口吐人言”,这何尝又不是属于我们的“东方博物馆奇妙之夜”呢?

如今为什么我们还有机会看到这一件件“口吐人言”的国宝呢?恰恰就是这些文物守护者们的付出,才让这些国宝代代相承,融入了中国的血液中。

中国人能代代甘受寂寞甚至付出生命为代价守护文物的奥秘,藏在樊锦诗的这段话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我无怨无悔。”

择一事,终一生,就是这些文物工作者的人生信条。

因为他们明白,文字可以伪造,但文物不能,因为文物是不会说谎的,它就是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文物工作者恰恰是这些沉默文物打交道的最佳好友,他们彼此无言,但他们之间的命运却息息相关。

正如《如果国宝会说话》里曾说过的:

那些古人参照自身捏塑出的形象,比它们的制作者拥有更漫长的生命,与大地同寿,至今容貌清晰。

我们凝望着最初的凝望,感到另一颗心跨越时空,望见生命的力量之和,六千年,仿佛刹那间。

村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

本文作者

宋居寒

责任编辑

柳叶叨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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