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玮
所有到过云冈石窟的游客，会在步入灵岩寺山堂水殿前，看到一尊高大的青铜人物铸像。尽管铸像的基座上刻有魏碑体昙曜二字，但不熟悉云冈历史的人，一定不会知道这个写起来笔划繁多的昙曜，为何许人也。
在时间的尘埃中追根溯源，为何要在云冈这座辉煌的佛教艺术殿堂为昙曜铸像？
历史如此漫长，一眨眼，无数的过往都成了故事。
公元五世纪初，大同（时称平城）城西约十六公里的武周山寂寂无名，只是一座低而平缓的山冈，一切繁华，皆从五世纪中后期北魏王朝在此雕凿石窟开始。文明的衍生向前，无不伴随着坎坷，先行者便在这轮回中应运而生。
云冈石窟的开凿，就是和这个叫昙曜的人紧紧相连。
公元年（北魏太延五年），对于建国已经54载的北魏王朝而言，是值得铭记的。
这一年，太武帝拓跋焘承续先祖渴望一统北方的梦想，大举出兵北凉（今甘肃武威一带），之前，北魏的铁骑已经将其他北方政权逐一荡平。在拓跋焘看来，灭掉北凉这个西域小国后，就能真正实现北方一统了。
拓跋焘是北魏开国以来的第三位皇帝，先祖打下江山，励精图治，到他登基时，国家已渐趋强盛。可是，对鲜卑这个剽悍勇猛的民族来说，能够一统天下，才是最大的梦想。于是，拓跋焘这位血液里涌动着浓浓鲜卑荷尔蒙的帝王，率领着他的铁骑，向北凉开拔了，尽管征途漫漫，但他有足够的自信。
那确实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役，战争的结果不言而喻——北凉这个小国，从此在西域的戈壁上消失了。战争的目的是征服战败国的臣民，并扩大原有版图，随之相伴的掳掠自然不可避免。在劫掠了北凉的财富后，一大批僧侣也一道被劫掠，作为战利品，随着北魏班师的大军东征。
那是一场征服和被征服的战役，又何尝不是一次靠武力完成的僧侣大转移呢！据说，那场战役掳掠的僧众多达余人。
昙曜，就行进在被掳掠而来的队伍里。
今天的人也许很难想象，北魏为何要掳掠这名西域僧众？
北魏自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以来，就渴望找到一个立足中原的思想和精神上的支柱。当北方的佛教领袖法果公然宣称皇帝即当今如来之后，拓跋珪精神的狂热被崇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他崇佛信教，立佛教为北魏的国教，并大规模修寺建庙，而通过战争实现对僧众的掳掠，在他的继任者看来，不啻于对物质财富的占有。
就这样，一场战役改变了北凉僧众的命运。
从北凉到北魏都城平城，数千里的跋涉，对这些被掳掠的僧人来说，实在是一场让人畏惧的大迁徙。他们不知道前方是荆棘还是坦途。远别故土，一定让包括昙曜在内的所有僧众，生出无限的忧伤，甚至绝望。
关于那段近一千六百年前的征伐史，《魏书释老志》是这样记载的：
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
京邑便是北魏国都平城，今日之大同。历史浩瀚，区区一行字，就将那场规模浩大的战争掩于史书的无声了。
昙曜是西域凉州人，北魏第二位皇帝明元帝拓跋嗣时代，出生在北凉，但史书对这样一位高僧的记载却寥寥几笔，甚至连他确切的生卒年月都无从查找。
大同地方志专家姚斌先生生前考证，昙曜约生于公元年左右，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圆寂。此观点见于姚先生所著《名人与大同》一书。我不知道对这个生卒年月的考证从何而来，一时无法确信，只能说北魏灭掉北凉，是昙曜人生中经历的一场大劫难。国已亡，他只能随着僧众们长长的迁徙队伍，神色黯然地行走在漫漫黄沙道上，内心准备好了面对一切的不测。
然而，抵达平城后，浓烈的佛国气息让僧侣们顿感意外，内心得到了些许安抚。作为战胜国的北魏，并没有诛戮这批僧侣，反而妥善安置，尤其是昙曜，竟然得到了拓跋焘的长子拓跋晃的礼遇，这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纵然平城不是故土，但作为出家人，只要心中的明灯不灭，对佛法的弘扬便是来日方长。
在平城度过了几年佛事兴盛的时光，昙曜渐渐感到了这片塞北土地的雄浑与厚重。
不过，生命如果就这么平淡下去，历史上可能不会有昙曜这个人了。
公元年，骁勇的拓跋焘举兵镇压盖吴起义时，竟然在长安的寺院里发现了不少兵器，寺内还藏匿有大量脏贿之物，这让拓跋焘大为震怒。在谋臣的建议下，很快，他下达了灭佛令，宣布诛灭天下佛事。风云席卷，一时间，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毁，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突如其来的血雨腥风，致使北魏全国的佛事遭到了大清洗，这是昙曜没有想到的，恐怕也是所有在安定环境里传法布道的僧人们没有想到的。历史上把太武帝对佛教所采取的剿灭行动称为太武灭佛。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遭逢的第一次灭顶之灾。
我们无法简单地用对或错来评价历史上任何一次灭佛运动，就如同它们的起因错综复杂一样。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受政治左右，佛事的兴盛与衰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君主的喜好和执政谋略。拓跋焘乃一国之君，置佛寺和僧人于万劫不复，只需他一句话，而寺院中发现兵器和脏贿之物，不过是灭佛的一个由头。太武灭佛前，北魏元老级大臣崔浩，建议拓跋焘信奉天师道（道教），并向他举荐了道士寇谦之，拓跋焘不但愉快地接受，还在平城兴建了静轮天宫，诚心向道，连年号都改成了道教意味浓郁的太平真君。这恐怕才是他下令灭佛最主要的原因吧。
生存境况的骤然改变，让昙曜这样一位笃信佛法的人，如临深渊、身处绝境。与当年北凉故国灭亡的悲怆相比，灭佛运动的惨烈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困厄已无法避免，拜天拜地无果，险境中的昙曜为佛前的烛台淌下滴滴泪水。眼见着经书被焚，寺院尽毁，他却无能为力，但又不愿逃亡。太子拓跋晃几番劝说，昙曜才决定把佛祖暂且先供奉在心上，选择逃离平城——走！就像当年从北凉到平城的那次大迁徙一样，他和幸存下来的僧侣再次经历了人生中漫长的跋涉，逃到中山（今河北定州）栖身，而劝说并保护他们逃离的太子拓跋晃，却死于宫廷争斗。
昙曜虽为避灭佛的祸乱而远走他乡，但信念不变，心中的大愿一日未忘。隐身他乡，他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望着青灯一盏，昙曜不止一次在想，这难道是佛祖的考验吗？如果真的是考验，缘何要如此惨烈？回想起在平城弘法布道的那些安定时光，昙曜内心无比焦灼，但希望没有灭。他期待着血雨腥风早日过去，重还天下僧侣一片安定，或许，还能重回平城。
如同一个人的命运会出现转机一样，历史常常也不乏转机。
公元年，北魏第四位皇帝拓跋濬即位，是为文成帝。这一年，距太武帝拓跋焘下令灭佛的太平真君七年，已是六载一晃而过。拓跋濬这位少年天子甫一登基，便继承父亲拓跋晃崇佛的遗愿，思忖着如何收拾因祖父拓跋焘灭佛而遭重创的北魏山河。历史的前进，不知伴有多少这样的起伏。登基第二年，拓跋濬下诏，流亡在外的僧侣们可以返回平城，他要陆续光复佛法，以期重新实现国家精神和信仰的一统。
身在他乡的昙曜，得知文成帝光复佛法，一定彻夜难眠吧——内心有欢喜，有犹豫，更有劫后余生的恐惧，毕竟，他亲眼目睹了诛灭佛法的惨烈。数年的逃难和客居他乡，昙曜不止一次想起死去的太子拓跋晃，每次想起来，都有一种锥心泣血的伤痛，若不是这位仁慈太子的庇护，他恐怕早就殒命于灭佛的狂飙了。同那些葬身于灭佛火海的僧人相比，活着并重见太平，这是前世积下的功德。昙曜已经很知足了。经过一番抉择，他决定返回平城，那是他日思夜想的圣地啊，而且，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大业在等待着他。
噩梦般的日子过去了，一切都像是佛祖的安排，躲过大难的昙曜，迎来了新生。
昙曜动身回平城的情景，史书没有提及，我想，于一个胸怀大志的人而言，天空的风起云涌、大地的湍急水流，已不算什么了。内心一旦有了精神的支撑，任何道路都是坦途。长路漫漫，故地恍如从前。
就在昙曜踏上平城土地的这天，文成帝乘车出巡（据说，行进在北魏官道灵丘道上）。昙曜步履匆匆，与迎面而来的皇帝的车驾相遇，不知何故，御马一下子咬住了他的袈裟。马儿这反常却通了神性的一个轻咬，让高高在上的文成帝大惊亦大喜，认为面前的僧人非同一般，是可以在复兴大业中委以重任的。与文成帝的大惊大喜相比，昙曜同样感到惊讶，随即叩拜了皇帝，之后被召回宫中。
从那一刻开始，历史改写了。
这是个传说，载于《魏书释老志》，被后人冠以马识善人四个字（这个传说版本众多，真假无从查考）。传说固然是传说，但这四个寓意美好的字眼，却预示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不久，谋划兴佛大业的文成帝，任命昙曜为沙门统（北魏管理全国佛事的最高僧官），并拜他为师——成了帝师，也就成了北魏的国师。
面色慈蔼、目光淡定而坚毅的昙曜，看到了希望，觉得皇帝冥冥之中受了佛祖之意，选他来完成兴佛重任。于是，在他的建议下，文成帝决定开窟造佛，以期佛法的光复。经过多番考量，平城以西的武周山，成了开窟造佛的不二之地。
还有什么比这更让昙曜热血沸腾的呢！皇恩浩荡，未来的日子里，即将迎来的那些筋骨之痛、体肤之饿、心力之瘁，对他而言，已不算什么了。这是他期待已久的，也将是他终其一生对佛祖完成的宏愿。
法号，是一个出家人修行的明证。
曜，是日光、照耀之意，通光明，接天意，若从字面理解，昙曜二字，是指密布的云层间投下的一缕清光。看来，万事万物之间均有注定，一切的关联都不是无缘由的。
从北凉被掳掠到平城前，昙曜已经追随高僧昙无谶（藏）修道佛法多年，并接受北凉国君沮渠蒙逊的委任，在天梯山主持开窟造佛的工程。所以，对他而言，在武周山开凿石窟寺，已有经验可循了。武周山的山体属于水沉砂岩，从质地来讲，利于开窟造佛。公元年，塞北的烈风呼呼作响，昙曜和庞大的工匠群在武周山南麓集结。从那一年起，他和工匠们让这座只有三十余米高的山体，成了平城之外最繁忙、也最浩大的一处工地。
当年，僧人乐尊路经敦煌，忽见鸣沙山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便在岩壁上凿下了第一个洞窟。那是公元年（前秦建元二年）前后，有了乐尊法师，鸣沙山响起了开凿洞窟的铿锵之声。武周山等来昙曜，比乐尊开窟造像晚了将近一百年，但云冈石窟艺术要横空出世，不能再等了。昙曜之于云冈，就像乐尊之于敦煌，有了他，公元五世纪人类伟大的雕刻艺术，在大同武周山留下了巅峰之作。
最先开凿的，是五个空间硕大的洞窟。拓跋濬希望洞窟内的主佛能体现北魏皇帝的容貌，即令如帝身。昙曜心领神会，在谨守佛法东传以来固有的雕刻法度的同时，大胆创新，果然让五个洞窟内的五尊主佛，呈现了北魏建国以来五位皇帝的容貌：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景穆帝（追认）拓跋晃、文成帝拓跋濬。大佛的身高从13米到15米不等，气势磅礴、法相庄严，手臂或抚于胸前，或自然下垂；双腿或跏趺而坐，或交叉置于莲座，既雕凿出了佛国的神圣与静穆，又体现了拓跋血液里的剽悍与刚毅。
后来，武周山下最先开凿的这五个石窟，被编为第16窟至第20窟，以昙曜之名命名，取名昙曜五窟，是云冈石窟最早的工程。这五个洞窟的开凿，在中国的石窟雕刻艺术史上，乃至世界的雕刻艺术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云冈余尊大小造像里，昙曜五窟的五尊伟岸身躯，足以成为整个石窟造像的代表。自此，塞北这座逶迤如青云一抹的山冈上，一个曾经靠渔猎而生的民族，让自己的祖先以石雕的形式与山川大地同在——这是国祚永存的梦想。
昙曜五窟落成之际，未来的洛阳龙门石窟，却还是伊水河畔一座静谧的山冈。云冈，承接了过去，开启了未来，皆因这个叫昙曜的高僧。佛法成全了他，他成全了自己，而这一切，竟以艺术的形式名垂千古。在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的同时，作为北魏沙门统的昙曜，还创立了平城的寺院经济制度，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其趋于完善。
黑格尔说，历史是在一个精神节点上出现的。昙曜的出现，正是这精神节点的应运而生。一个发乎于磨难、一个暗接了天机的艺术先行者，就这样被历史定格，亦被后世遐想。自有人类以来，莫不是这些先行者在舞动历史的转轮。
这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历史了。
如今，绵延一公里的云冈石窟，接纳着四海宾客参观游览、顶礼膜拜。史籍中记载的马识善人的传说未必可信，昙曜也在传说中走远，但云冈石窟成了人类共有的遗产。
昙曜生活的年代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他究竟何等容貌，已成了隐在史书中永远的谜，今天的我们不可能知晓。一千五百多年后，一位叫吴为山的雕塑家，从浩瀚的史籍中寻找昙曜的精魂，借助青铜的温度、青铜的力度，沐手敬塑了一尊昙曜像，让这位伟大的佛教艺术家从史籍中的想象，变成了人间真实的存在。
3.8米高的昙曜，高鼻深目，清瘦矍铄，右手半举持佛珠，左臂下垂，目光深远地望着熙熙攘攘来往的游人，像是聆听后世对他的评说，又像是回味菩提树下佛陀隐隐的诵经声。昙曜活了，形神俱在，活在一千五百多年后的当下。想象着一千五百多年前武周山下的忙碌人潮，想象着昙曜奔走在工匠们中间，主持石窟雕凿，我心怀一份激动，更有一份敬畏，却无法倾吐内心的感慨。
吴为山先生是雕塑大家，他用极简的手法铸成昙曜像，有中国艺术求神似的深邃内涵在里面，更赋予了昙曜一份云冈主人般的庄严。面对这件作品，我想，昙曜也许就是这样吧。公元五世纪中后期开凿云冈石窟的浩浩场景已不可再现，但吴为山先生的这尊铸像，把我们带回了浩渺的时间之海。借助这尊青铜铸像，我们把昙曜又请回了云冈，安放于灵岩寺山堂水殿前，让他在跨越了一千五百多年的风尘后，再次守望着云冈，与石窟艺术同在，与袅袅佛音相伴。
我常常无端假想，倘若太武灭佛的腥风血雨中，昙曜去往他乡后归隐或更名，不再想着重返平城，不再想着光大佛法，那么，云冈石窟的开凿，也许就成了别人的荣耀，而昙曜这个法号，连同他这个人，也将永远沉寂于历史的长河。万事皆守着一个缘字，昙曜注定会在大同这片土地成就伟业。
冬日的云冈石窟，雪花飘洒，游人寥寥。阳光从古树的枝干间洒下，似落在大地上的颗颗佛珠。瑞雪落在青铜铸造的昙曜的身上，他就像刚从正在开凿的洞窟中走来，还未抖落一身的尘埃，但目光悠远，是在凝眸着北凉故地？还是在遥望他曾短暂栖身的中山小国？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昙曜是这个样子，一千五百年后的他亦如此，不变的是光阴的不可逆转，是佛祖脚下来了又走了的一拨拨众生。
佛教东传以来，从鸠摩罗什、法显、佛图澄，到道安、慧远、玄藏，一批批佛法高深的圣人，无不为这恢弘的教义倾注过毕生心血，而主持开凿云冈石窟的昙曜同样功不可没。回到文章的开头，按照大同地方志专家姚斌先生考证，昙曜约生于公元年左右，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圆寂。我无法确信这个考证的真实度，但若真如此，那昙曜是幸运的，因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前，云冈大规模皇家造像基本完成，昙曜见证了云冈的辉煌出世，并永远长眠在了大同这片塞北厚土。
一千五百多年的沧海桑田、朝代更替，云冈依旧，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昙曜，是云冈精神和云冈艺术的另一种表达。
昙曜在，云冈在，历史便在，无论后世给他多么高的评价，他都配得上！
编辑:付 洁
责编:张 华
编审:王雁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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