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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渡.木船.船家

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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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在商南县境内蜿蜒穿过,全长公里。在没有修通跨江大桥前,千百年来形成了23个古渡口,过风楼公社十余公里的流程中,就有两个。年丹江大桥通车后,徐家店渡口废弃,仅剩下雷家凸(当地人读bāo)一个渡口,一只小木船从古摇到今。

雷家凸还有一个名字叫龙虎滩,它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很早以前,从南山下来一只虎正过丹江,与一条顺江而下的龙相遇,于是龙虎缠斗在一起,从江中斗到滩上,又从滩上斗到江里,几天几夜不分胜负,最后两败俱伤,受伤的老虎爬到半坡,气绝而亡,化作一道土梁,而受伤的龙则顺江而下,直到东海龙宫得到救治。这道低矮的土梁,高出丹江水面约50米,从南面的山顶往下看,活像一只老虎弓背踡足、静卧在那里,十几户人家,散住在老虎的怀里。

我们那大人小孩儿更喜欢叫它雷家凸,因为这个名字通俗直白。相传几百年前,一雷姓人家顺丹江而上,行到此处,见江水依着山根向东而去,不到一公里又向南拐了个大弯儿,然后向东南滚滚而去,县河则由北而来,与丹江构成“丁”字,青山河由东向西汇入丹江,在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方,形成了“三河”交汇的盛景。玲珑寨南伸的山梁,与从幢子沟迤逦而下的龙山,直抵丹江北岸,如双龙啜水,气势非凡,颇具异象,于是便在此地筑舍定居,繁衍生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雷家凸生产队十几户人家中,除了周、陈、胡三姓五六户外,其他都姓雷,叫它雷家凸是很自然的事了,就像我们生产队当时叫丰家岭一样。

我们生产队和雷家凸隔江南北相望,距离不到两公里。我们队50多户人家、多人,人口稠密,地盘狭小,生态脆弱。村里的老人和大一点孩子,一天到晚在山上砍柴割草,队里几十头牛天天在坡上啃,牛到不了的地方,被勤快人把草割回家去填猪圈沤粪,不高的构叶树,刚刚长出巴掌大的叶子,就被打猪草的人捋了回去。南岸山上郁郁葱葱,北岸坡头光光溜溜,色差反差极大。

雷家凸人口少,地盘儿大,西到邬鱼沟的山脊,东南到伞子口山梁,中间还有石斧沟、棠棣沟,三四面山坡,生态良好,灌木丛生,石斧沟脑还有不少碗口粗的杂木。山沟或两边的坡上有很多桐子树、胡草等经济林草,是当时主要的经济来源。山根外围大半圈,有几十亩平地,土地肥沃,庄稼长势良好,是生产队的粮仓。他们的经济条件,显然比丹北的几个生产队要好一点。尤其是祖祖辈辈经营着一只小木船,虽然谈不上能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但船工们惯看春秋月,送往南北人,方便自己,服务他人,也赚得了好口碑。

雷家凸成为古渡口,有其独特和天然的优势。丹江流经此处,切下一道很深的河槽,靠南边的河岸立而齐整,常态下水深在2米左右,深水宽度约30米,北岸浅水区约10米,在南岸边搭上一块儿一尺来宽的木板就能上船,在北边的浅水区,扔上大小不一的躐石,就是一个优良的码头了。雷家凸地方很小,小到连县上的地图都标不上它。但因了这个渡口,便有了名气。这只小船除了方便本队人出行外,本村的三岔生产队、邬鱼沟脑生产队和水沟乡的炭沟村部分村民,他们的子女上学、看病就医、日常采买、上街赶集、交纳公粮、走亲会友、到乡进城,都需这只小船摆渡。江北几个生产队砍柴割草、采挖中药、贩购山货必须经此渡口。有了这只小船,把丹江南北两岸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经济商贸联系起来,成为那个沉寂时代热闹而又充满活力的津渡。

这只小船不同于南方的乌篷船。南方的乌篷船船体小而又黑乎乎的,在不太流动的河汊或沟渠里,近距离送货或摆渡游人,渔姑短衫,桨声欸乃,温婉柔媚。而这只小船长约8米,宽2米多,高约0.8米,两头尖尖的,微微翘起,船舱能容七八个人,船棚可纳二人,是船工避雨和休息地方。在船尾有一划桨,配以粗长的船篙。船制作精巧,造型优美,新船涂上一层桐油,日光照耀下,油亮油亮。黄灰色的船体被船工平时打理得干干净净,过段时间还会拖上岸来,修补修补,大家都非常爱惜它。一条船一般能用十来年,到时通过集资、接受捐助或争取上面补助予以更新。上世纪90年代,造一只新船要花1万多元。从前船工的收入或维修,采用传统的收船课的方式解决。记得每年夏、秋两季,他们生产队会派人背上背篓,里面放着不同的袋子,在丹江的北岸几个生产队挨家挨户上门收船课。夏收后每户一两升小麦,冬季一到两升玉米或黄豆。大家基本上都按这个标准交,但也有个别吝啬户不交。凡是给了船课的,过船的时候,船工会笑脸相迎,态度随和。有些自称一年过不了几次船,拖着不给船课的,偶尔在过船时,船工往往不给他们好脸色看,有时候还嘟嘟囔囔,说几句难听的话,这时候过船的人会羞愧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投河算了。

我六七岁的时候,第一次过渡船,是跟大人一起到雷家凸扯小蒜、挖野菜。当时觉得十分好奇,在船舱里蹦蹦跳跳,有时还恶作剧地从这边跑到那边,让小船左右摇摆,十分开心,心想要是天天能在船上过来过去多好玩儿啊。谁知道到了初中、高中的年龄,每个周末或寒暑假都要到南山砍柴禾、挖药材、采山货,成了这只船上的常客。不管干啥,过船到了南岸,一般有三个方向,除了向南上山到伞子沟脑外,向西走过多米的乱石架进邬鱼沟,小道开始分岔,一条路先上坡,再走碥路,这段碥路窄而险,上下高低不平,如果不留神,脚下打滑,摔下石岩,轻则臂断股折,重则性命不保,一般空手进山走这条路。还有一条,顺着河滩,经过一段白沙窝进沟。出山时背着柴禾等重物一般走这条路。这条路是最折磨人的。背上一捆柴,又没有土坎儿、大石头歇息,走在沙窝里,一踩一个窝儿,腿脚用不上劲儿,一步只能迈出四五寸,腿酸膝软,半天走不出这半里地。越迈不开步,身上的柴禾越沉重,这时真希望能看到有拳头大的石头脚踏上去,给点儿支撑力,有时干脆想瘫坐在沙滩上好好歇一会儿,但又怕坐下去后爬不起来。等走到石头架边上歇脚时,则大汗淋漓,脸色苍白,直喘粗气,歇半晌才能缓过神来。由于青少年时代这段痛苦的体验,以至于我后来很不喜欢沙漠。到沙坡头、鸣沙山旅游,他们在沙地骑骆驼、在沙脊溜坡,在沙丘上狂欢,我在下面静静地等着。路过毛乌素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时,也只是把头探出窗外,看看隆起的沙丘、浩瀚的沙海和奔跑的野马,从不想踏上一步。走的比较多的,还有一条是向东南、去石斧沟、窑湾、伞子沟的路。若是冬季特别有趣。那时候的冬天尤其寒冷。记得最冷的时候,家里每天晚上要把水缸的水舀掉,不然早晨起来水缸会被冰撑破。雪后的冬天,屋檐上倒挂着一根根一尺多长、红萝卜般粗的冰溜子,我们用竹竿一根一根地敲着玩儿。窑湾有一个锅底状的很大、很深的水潭子,绿瓦瓦的,平时连那潭边儿都不敢去,别说是游泳了。生产队闹鱼、别人炸鱼,也只敢在潭子下面平缓处等鱼飘下来才捡起。丹江在我们附近的几个潭子,只有这个潭子最神秘,也最令人害怕。由于它处在背阴处,又是个大迴水弯儿,严冬时分成了我们的游乐场。到窑湾坡上砍柴,不走一上一下、绕大弯子的山路,而是顺着山根儿河边儿走到冰上。冰有一尺多厚,用镰刀脑砸,只能砸出个白印子,我们在上面尽情追逐、戏闹、溜冰、摔跤,等玩够了、身上发热了,再上山砍柴。上山以后,又用尽全力推最大的石头往下滚,砸在冰面上,冰被砸出一道缝或者一个窟窿,下次再来时,牢牢地长在冰面上,任凭推摇,纹丝不动。背柴回来时也从冰面上走,少走一大段弯路。

船工是生产队统一安排的,每户大约轮流一个月,由生产队记工分。所以他们队上从十几岁的少年到60多岁的老人,无论男女都会撑船。他们住处离渡口约一里地,先穿过一块儿庄稼地,再上一个低矮的土坡,拐两个折子弯儿就到屋场了。无人时,小船静泊在码头。北边人要过船,会扯着嗓子喊:“过船喽!过船喽!”因为不知道当天谁撑船,所以就不便喊“雷师、陈师”什么的,当值的听到喊声,从不怠慢,撂下饭碗就下来,有时一碗稠糊汤吃到一半儿,端着饭碗一溜烟儿就上了船,赶忙摆渡到北岸。这里的人很朴实随和。我们背着柴,遇到刮大风时,就像猪八戒收不拢芭蕉扇一样,被吹得摇摇晃晃,不敢上船。这时,船工会把竹篙插在水里,把船尾定住,再到船头把绳子拴在岸边的锚上,待我们上了船、坐稳后,再解绳开船。夏季要是发大水,他们把船停在棠棣沟口小弯儿处,拴在山根儿的树上。有时北边有急事的人要过船,大水还没有消退,这可难为他们了:不摆吧,人家有急事,摆渡吧,水大浪急,风险很大。此时往往急人所难,选几个最好的把式,先把船拉到上游的大石架下面,然后放船,摇橹的摇橹,撑篙的撑篙,忙得五马长枪,小船在波浪上像一片树叶一会儿被托起,一会儿又跌下,在波谷之间颠簸半里才到达北岸,十分惊险。过河的人上船后,又把船向上游拉一里多路,如是这般,再返回南岸。

我们经常过船,对摆渡的人都认识。年龄最大的是雷发科、雷发武两兄弟,前者不到60岁,后者50岁左右。“文革”中,公社每年都要召开几次批判大会,小孩子跟着大人一块儿看热闹。会场选在两处,一处是在公社外面的土坎下,土坎下一个土台子就是天然的会台,群众坐在沙滩上。一处是在毛河东石练子边,石练子就是会台,群众依然坐在沙滩上。夏季,头天晚上听到广播通知,第二天早上生产队长就吆喝:男女社员都要去开会,开半天会记一天工分,不开会扣一天工分!于是社员从四面八方无精打釆地往会场走。最远的社员住家离会场有30多里地,等人到得差不多时,快到10点多钟了。大会开始后,主持人一声令下:“把四类分子押上台!”基干民兵便把批斗对象押上土台子或石练子上,十几二十几人一溜排开,每个人戴着一顶纸糊的、二三尺高的高帽子,后边人一手拧着胳膊,一手按着头,继而由贫农代表依次上台揭发、控诉。河滩上的群众为了挣工分,并不热心开会,男人们在下面抽烟、低声聊天,女人们纳鞋底。不到11点,头顶上太阳晒,屁股下沙子蒸,人们纷纷离会。会场上大喇叭叫得震天响,维持秩序的声音不绝于耳,根本不管用。公社武装部长卞世英挥舞着手枪,沿着会场边来回跑,上气不接下气,嗓子都喊哑了,想把人拢起来,也无济于事。这样的批斗会,每次都少不了雷发武。可我们过船碰到他摆渡,并不觉得他是坏人,他对我们非常友好。后来才知道,他二哥雷发文解放前担任过保甲队的分队长,手下有几个甲丁,相当于现在派出所所长或更低一点儿的职务,雷发武只是跟着一起当个差。解放后镇反中,雷发文伏法,雷发武被管制起来。现在想起来还真是有点冤。秦城监狱中,有许多国民党的中将、上将,还有大特务头子们,他们被特赦后还当个全国政协委员,有的还得到一官半职,而这些提不上串的小人物,却伏了法。“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还真是一个千古“魔咒”。

老大雷法科是一个本分的农民,解放后没有受到牵连,所以他的儿子雷杰,就能到城关中学读高中。某个夏天中午,我们听到县河口水潭里炸鱼声,拔腿就往河里跑,这也是河边孩子们的习惯。到了水边,有五六个十七八岁的学生正在捞鱼,我一个扎猛子钻入潭底,浮出水面时手上捡起一条七八寸长的鱼。这时候,雷杰让我把鱼给他。我不给,他就拿着手枪吓唬我,说不给鱼就开枪。那个短枪,我们只是在电影里李向阳的手上看到过,真家伙还是第一次见到。我知道他是雷家凸的人,并不害怕,他也友善地冲我笑笑,把大鱼拿走了。后来听说,当时城关中学的学生在武斗中抢了县武装部的弹药库,那次炸鱼他们扔的可能是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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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雷法文的两个儿子。老大叫雷三星,小的叫雷明,小名一个叫大狗子,一个叫小狗子。这弟兄俩,个子高大,身材颀长,一表人才。他俩是撑船的好把式,人又幽默,常给我们讲一些天南海北的趣事、笑话儿,待人诚恳、友善,大家都喜欢接近。由于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所以我们在人前称他们的大名,人后便叫他们的小名,有种兄弟般的亲切感。他弟兄俩水性好,在丹江两岸十里八村很有名气,也有很多传说。会踩水:据说丹江发再大的水,他们俩像有轻功一样,从南岸到北岸,不是游过来,而是凌波而至,踏浪而去,起伏的水浪只能淹到他们的脚脖子上。善游泳:像窑湾儿这样深不见底、绿瓦瓦的大水潭子,别人望而生畏,他们俩能平躺在上面,脚和头在一个平面上,而且能睡着觉。不贪财:有一年,雷三星在普峪河水潭里游泳,一头扎下去,半天不上来,岸上人急得直跺脚,担心他会出什么意外,谁知道他浮出水面时,双手抱着一个很大的两只腿的家伙。岸上人不知道叫什么,惊呼雷三星捞了一个金鼎,要发大财了,这消息很快传了出去。后来县文物部门来人鉴定,原来是一只少了一条腿的商代青铜鼎,他无偿地上交给了国家。

有人会好奇了,丹江怎么会有商代时期的青铜器?丹江曾是史上豫、鄂、陕水陆交通要道。《禹贡》《水经注》《汉书.地理志》等史志书对丹江航运均有记载。秦晋时期,还是重要的运兵水道。唐中宗以后,大规模疏通河道,从丹凤龙驹寨到湖北的老河口这段黄金航道在促进不同时期经济发展、南北贸易、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直到年,西安到河南西峡界的公路开通以后,这条航道才衰落下去。在这条水道上,不知道有多少宝贝还深埋在潭底呢?听我父亲讲,传说清末普峪河边的姜家湾子,是个很深的大水潭子,有十几艘装铜板的船在此沉没。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用挖掘机在几个点挖下几丈深坑“探宝”,结果一无所获。

两岸百姓都说雷家凸的人仁义、淳朴、厚道。值得肯定的还有一条,是他们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在商南一中工作时,雷三星的女儿正在学校读书。她母亲我们叫她张嫂子,当时40多岁,身材瘦削,麻利精干。几次碰到她背个背篓,下面装的是苞谷面、腌菜,上面是一捆一尺多长的劈柴。从他家到县城要走40多里的沙石公路或小路,这也是我当年进县城卖蝎子常走的一条路。见到她,很自然联想到我的母亲,让我非常感动、动容。人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印证。雷华的孩子上学时,他经常到我办公室了解情况,对孩子读书十分关心。据说,雷家凸自上世纪90年代后,出了好几个大学生、中专生,有的在外省工作,也有在西安或本县工作的,他们都传承了良好的家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丹江暴发特大洪水时,也会造成河床改道,有一段时间,把渡口上移到一公里外的吴龙江老屋外面。但撑船人始终是雷家凸这几户村民。近几年,雷家凸的人先后搬到了丹江北岸的移民小区。但小船还在,一船一人一篙,成为古渡上的别样风景。现在的船家是一位陈姓村民,许是承包经营吧,不收船课了,对不多的过往行人,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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